在艺术史的画卷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既定形象，比如沈周是忠厚的长者，祝枝山是放诞的名士，唐伯虎则是风流的才子……

王宠，这个少年成名，却又早慧早逝的天才一直是以浊世翩翩佳公子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描述中：他的老师文徵明说他“高朗明洁”，“风仪玉立”；钱榖说他和陈淳两人“美如冠玉，其人如玉”；顾璘说他“逡巡如处女，俯诎若蒙士”，“清纯不可再得”。而王宠的诗文与书法也表现出同样的特性，何良俊说他的诗“清警绝伦，无一点尘俗气，真天上谪仙人也”；他的书法更为人称道，王世贞说“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文嘉说“笔墨精绝，无一毫尘俗之态”、邢侗说“疏拓秀媚，亭亭天拔”……这样一个从内到外都超凡脱俗的人物，怎能不叫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爱而思之”(王世贞　《艺苑卮言》)？

可惜就像张爱玲说的，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从远处只能看到漂亮的花纹，走到足够近，才能觉察出锦绣之下的疮痍。

王宠久试不第，其兄王守中进士之后出任外官，王宠写了很多信跟他述说家中的事务，这些信件留存到今天，从中便可看出他少为人知的一面。

当王守刚中进士不久，尚在京候选的时候，兄弟两人就选择京官抑或外官商讨过一番，从长远来看，自然是京官更有机会，更加体面，然而留京候选，时日无定，京城珠米桂薪，非有财力者焉能为之？　王宠家中连置办进士帽服的银子也措置不及，要向亲友借贷，如何能再等，无奈之中只能劝兄长去就外官，发出“人生利钝，莫非前定”的慨叹。

兄长离家，父亲年迈，年少时弟兄两人读书治平寺的悠游时光不可再得，家中的事务需要王宠一力料理承担。王家在石湖旁的越溪一带薄有田产，于是王宠从山中移居田间，亲自经营起农事。王宠的父亲是一名商贾，在阊门外开一家酒店，尽管他对市井生活从小就厌恶，然而在此时锱铢必较的窘境中，王宠居然尚能辗转腾挪，或者也是长于商家的耳濡目染。

王宠在信里告诉王守，去年“自种五十四亩田，甚费甚费，饭米吃了一百有馀，酒蔬之类想如之。种得七十石有馀米，可笑可笑”，入不敷出。于是今年吸取教训，重新筹谋：“如今我都与人租种，止剩十亩有馀与两仆分种，又留两人种桑并园地”，结果“颇处置得规矩，可常守者”。他细细将收支情况算与兄长知晓：雇人种田的耗费“裁去冗食，每月有妻者，给他酒蔬银一钱有馀，无妻者半之。米人各一升半，妇人一升，到夏天长日稍益之。一年止该五六两银，五六十石米，比旧省太半”，节约了一大半。而且“今岁庄上收成亦好，因朝廷免粮，有五百米入”，尽管如此，“还李雪舟一百二十石，卖二百六十石，还缪氏、陈子鱼五十石，赔旧庄上粮三十石，庄上饭米五十石，一粒已无馀矣”，只是堪堪收支平衡，“还有三四十两零碎债该还者，无从处置”，自己“日夜在此算画，直到嘉靖十年收成方可完各处债耳”。

嘉靖十年是两年之后，王宠期望那时债务能够彻底还清，时常借贷令人焦烦，何况有些友人，譬如交情特别深厚的袁永之，借他的欠款一拖再拖，委实过意不去。然而，实际情况没有王宠想象得那么顺利。第二年，越溪庄的田地增加到了八十余亩，虽然吴中夏秋之际的涝灾有所缓解，但还有三十余亩田没有种。这时，王宠兴起了营造书斋的念头，他花了七两银子将治平寺里的一间法堂拆卖了，打算“庄上船坊边新栽四五十竿竹，皆活了。外有一墙障之，欲于竹之北、小山之南作三间书堂，旁作二间书室，前作一露台对竹”，这一番举动大约要花费二十两银子，而这笔钱尚无着落，正在摆布之中　(见上图)。

第三年，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为窘迫。田庄上因为“佃户贫窘，不能种田，我甚受累，自耕百馀亩，工食浩繁，费力费力”，难以想象一介执笔濡墨的文人如何承担起这样繁重的农事。这一年，王宠本打算六月份第八次到南京应试，不料突然传来消息，应试者须提早到监，否则不得参加考试，惶急之中，连夜装束，准备出发，然而一点盘缠也没有，只得向人借了十两银子，才得出发。这是王宠最后一次应试，也将是他最后一次承受名落孙山的失望，对于功名的热望终于成为一场幻梦，如果他知道自己四十岁的生命只剩下两年的时光，不知道会不会多留连一下石湖越溪的美好风光。

如果只看王宠写给兄长的家信，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为钱粮烦恼，为前程焦虑的世俗中人，所幸王宠留下了更多的诗文与书法，在那些清丽的词句里，萧散的笔画中，他吟咏、酬唱、抒写、挥洒，尘烟涤荡，露出本真。“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个时人生造的句子居然特别适合王宠，那个在田间辛苦劳作的人竟然是那样一个叫人钦羡爱慕的才子。时代的风云与碎屑俱都沾染，常人的苦乐与平凡同样承担，这样的人才能被淬炼出真正如玉的光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