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其他老师待我像严父，陆维钊老师则更像是慈母。

我与陆维钊老师结缘是在1963年，那一年，西泠印社在停歇活动14年之后，恢复雅集，并迎来了建社六十周年的华诞。

这年，方介堪老师去杭州时，捎了我的一个印屏去参展。那时也很奇怪，不是西泠印社的社员也能参展。方先生回来后非常兴奋激扬地对我说：“我的那些老朋友对你的篆刻非常欣赏，给予了你很高的评价，说你是未来的希望。”1984年，篆刻大家唐醉石先生的公子唐达康写信给我说：“当时我父亲在你的印屏前站了很长时间，并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后，此人当是印坛巨子。’我父亲平时很少表扬人的，所以我特地记下了你的名字，如今果然被我父亲说中了。”我与唐先生素无交往，去年我去武汉办个展，见到了这件五十多年前的印屏居然就在唐公后人处。这是我最早的参加展览的印屏，是1963年3月的，我现在捐给美术馆的，是63年12月份粘贴的。

1963年的夏季，我突然收到了陆维钊先生的来信，陆先生当时是浙江美术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美院的教授。信中说：“我在西泠印社看到你的印，从你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希望。现在有些日本书家印人盛气凌人，非常狂妄，说我们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已经落在他们日本人后面了。现在看到在我们的年轻人中，而且是从部队出来的年轻人中，出了你这么一个人才，令我欣慰。今后你凡是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找我，我会尽量帮助你。”信中还附了一张他的像小邮票般的肖像照片。当时的照片一般都是那样的尺寸，印大点的相片是很奢侈的事噢。

此后我就一直和陆老师保持通信联系，开始了函授式的交流。过一段时间，就把我写的字、刻的图章寄去。陆先生回信对我作品的优缺点都有具体而微的批改和评点。有一回给我回信，其中提到：“所惠印样似未有胜于前，其故有二。其一，旧刻功夫深了，有一匡子套住，不能脱却；其二，创新实践不足，未曾定型，显得写法、刀法皆有些心中无数。是以尚须多从实践中摸索出路来，不能求急于成就。”他还拿我的字和图章与老朋友一起探讨。有一次他跟我说，余任天先生看了我的字和图章，认为我写篆书将来未必有什么大成就，但写草书会有大成就。他将余老的意见转告给我，说供我参考。从中可见陆老师提携我的良苦用心，把我的未来当成他自己的希望，一如母亲对孩子的期望，殷切得很。

陆老师体态魁梧，而性情平和，说话慢条斯理，令你如沐春风，心绪松弛。但他对艺术的要求是严格的，很少当面表扬我。有一次他对我说：“天衡啊，全国各地都有人将刻的印章寄来叫我评价，我认为好的就留下，差的都扔进废纸篓。现在我翻了一下，你留下来的最多。”这算是对我唯一的一次褒奖。可是，他在朋友面前，透露出对我的特别情感。上世纪80年代，浙博的徐润芝先生就对我说，陆先生常对人说：“天衡是我的学生。”他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给别人的手札中这样写道：“韩君天衡治印极勤，每有所作，必以寄予，异日能自树立，可无疑也。”

1964年我被上调到了上海东海舰队。有一天，营房来人对我说，你外公来看你了。我很纳闷哪来的外公，因为我出生前外公他老人家就仙逝了。我赶紧迎出去，原来是陆老师，他说我想起你来了，就来看看你。那时候打电话也不方便，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冒着酷暑，走了一长段田埂路找到了我的军营，想想都不可思议。战友们谈起此事，我浑身满是幸福。

在与老师交往的18年里，我也常去杭州拜见他，因为路不熟，多是朱关田兄带我去他住的韶华巷。老师谈艺问道，兼及家常，非常开心，而且必定请我上馆子。即使后来他卧床不便行动，他也都是把钱交关田兄，让他陪我去饭店。我记得有一次是去杭州华侨饭店拜访他，那是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宾馆里都重新开始布置书画。那时候被请到宾馆里去画画，有空调吹，有抽水马桶，有大餐吃，这可是远胜过乾隆老官的生活啊。他边评点我的作品，边打电话给他的同学胡士莹教授———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是写小楷的高手。胡教授来了后，陆先生说：“天衡啊，宾馆里的饭不好吃，我们上馆子吃去。”陆先生特地换上中式的绸缎衫，两个老先生每人手里摇着一把折扇，居然陪着一个后辈到“楼外楼”打牙祭去了。

我曾看到份资料，说当年潘天寿先生请陆先生到浙江美院当书法系教授，陆先生说我是二流的水平，请我去似有不妥。潘先生说二流的水平也很好了。这是陆维钊先生的谦词，实际上他的书法、绘画、诗词、文章、印章，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他绝对是一流的，而且是精擅历史、地理、哲学、戏曲和医学的通才。有一次和我聊天，他倏地将自己和赵之谦比较起来，说：“字他不一定比我好，印我不及他，学问我不输他，画我也能画。”不比今人，较量古贤，让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一个严肃的学者，总是在找历史上的高人作为较量的目标，这给我以很好的启迪。

陆先生为人相当谦逊，对学生如我也如此。有一次，单刀直入问我对他蜾扁体篆书的看法：“你看我这个字还有什么问题？”我说：“老师你的篆书是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只此一家，而且也已经写得炉火纯青了。”他说：“你好的不要讲，你讲讲你对我的字有什么看法？　或者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我感觉到了陆先生深深的诚意，于是说：“老师，如果你硬要叫我发表看法的话，我觉得您的蜾扁篆书在结构的安排上还可以再自在些，有时候因过分强调疏密关系，显得有些‘做’的感觉。”话刚出口，我马上后悔于自己的胆大妄为，此时只担心自己的口无遮拦，开罪了老师。可是老先生若有所思，深沉地点点头，还拍拍我的肩膀，看得出他一无愠色地进入了自省的状态，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陆老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大著作，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按照老一辈的传统，老师培养学生，学生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老师的名义发表的。他有很长时间做叶恭绰先生的助手，叶先生的许多著作，实际上大都由陆先生具体编纂的，署名的是叶恭绰先生。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方介堪先生花了十多年的精力编纂的　《玺印文综》，最早稿本的署名是赵叔孺先生。又比如高二适和章士钊，章士钊的　《柳文指要》　里面有不少文字是高二适先生撰写的。所以高二适有一封给我的信谈到：“毛、周已辞，行严老也已故去，《柳文指要》　我补撰增加了一百多条，我想自谋出版。”尊师重义，也是往日的老例和古风。

所以陆维钊没有留下大本头学术著作，这也反映出陆维钊先生的为人，是个非常传统、正派、厚道而淡于名利的学者。

记得1978年，浙江美院要招收书法研究生，年龄截至40岁以下，当时我38岁。我就和妻子商量，我这辈子就是喜欢艺术，当年我在国棉六厂60元的工资不拿，去当兵，每月拿6元钱的津贴。舍者有得，当兵十年确实给我向艺术转轨的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着我的艺术大梦。退伍后原来想进专业单位的，但当时正处“文革”期间，被分配到自来水公司当秘书，不免心中耿耿，所以，想趁此招生机会去读陆师的研究生，以求深造。

于是，我就到杭州，找到了负责招生的陆维钊老师。听完我的来意，他很惊讶地说：“你来读研究生？　你来读什么？　不必了，你就这样继续搞下去就可以了。”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先生的苦心，就像傅抱石、吴作人都是徐悲鸿先生发掘出来的人才并加以培养，徐悲鸿是识才、爱才的智者；而当年黄胄要去中央美院去读书，徐先生却不赞成，说你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来了也许反而会被学院派的东西给束缚住了。这就是大师的智慧和独到的眼光。陆老师也一样，我想，老师心里想的是：你身上充满着野性，是不适宜于“圈养”的。他不吸收你进校，让你放养，同样也是伯乐，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有更适宜的天地和土壤，得到更好的滋养和发展。

陆老师带研究生后不久，得了前列腺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了，人又在杭州，能够帮助、指导你的机会不多了。所以我最近在考虑，托上海的老友郭绍虞先生来指导你。明天上午你来，我写封信交给你。”第二天我到了他家，老先生躺在床上，从枕边抽出封信说：“这封信你看一下，回上海后拿去交给郭先生，他和我是几十年的朋友了，他会帮助你的。”那信封里装着用非常精妙工整的行楷毛笔字写的四页信笺，一是介绍我的艺和人，后面谈到自己的身体，说指导天衡的机会不多了，特地拜托老友在各方面给予指导，还谈到天衡不单单是个刻印的人才，是可以多方面培养的。其中有一句让我最感动的话，就是请郭先生能接受嘱托，“能帮助天衡的话，我感同身受。”“感同身受”这四个字，让我感受到了陆先生亲如骨肉般的关怀与情感，当时捧着这封信，如同捧着陆老师一颗滚烫的舐犊之心。三十八年前，那铭刻肺腑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啊。

后来得知陆先生癌细胞扩散了，住进了当时还属于郊外的偏僻的浙江医院。1980年1月的一天，我到了杭州，向郁重今先生借了辆自行车，去浙江医院看望他。当时买了几斤苹果，装在报纸粘的袋子里，自行车上也没有网兜，我就像演杂技一样，一只手握着车把，一只手托着几斤苹果。骑到洪春桥上桥时车子颠簸，包苹果的纸袋破开，苹果全掉在地上摔坏了。此时天色已晚，又是郊外，哀叹于无助和无奈，只能从地上捡起一个还算完整的苹果。到了陆老师的病房里，见他躺在床上，吃力地睁大两眼，满是期待地看着我。我说：“老师我来看望你。”但陆老师此时已经谈吐艰难，只见他眼眶里含着泪水，慢慢地朝我竖了下大拇指。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理解了老师的心思，我说：“老师您放心，我不会辜负您那么多年对我的教育和栽培，我会努力的。”自以为坚强的我不禁也泪洒衣衫。

陆老师是德艺兼具的艺术大家，与现在某些唯利是图，脑子里只想到钱的老师，有云泥之别。只要他觉得这个学生有才能，值得培养，就会不计报酬，呕心沥血地培养你。陆先生为我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心血，我没给过陆先生一分钱。所以，我这辈子收学生不收费，也正是缘于对老师们无私栽培的一种回报。

陆老师一直关心我指导我，但我也有不听话的时候。1962年方去疾先生看了我的印，对我说：“你可以变了。”这个“变”字如黄钟大吕，始终在我心中余音缭绕，对我的影响极大。我嘴上说我基本功还不够，但在心里始终回荡着这个“变”字。此后，我除了学习传统，便是思考探索如何去变，到7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陆维钊先生写信给我说：“你刻的汉玉印，放在汉代的玉印中完全可以乱真，你为什么还要去变呢？”老师是好心，是爱护，怕我前路崎岖坠入歧途，我没有和他争辩。不久，我在一方印边上刻了四句话：“秦印姓秦，汉印姓汉，或问余印，理当姓韩。”也算是对不保守、敢创新的老师的一个回复吧!

所以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这条路还是一定要去走的。不是虚无主义地抛弃传统，蔑视传统，恰恰是要敬畏传统，吸吮沉淀而富有营养的乳汁，在认真借鉴传统的基础上，争取走出前人没有迈出的半步到一步。

科学技术和艺术不一样，科学技术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所谓一飞冲天。艺术上没有一个人，乃至一个时期内敢豪迈地佐证：一个跟斗真正地翻出十万八千里。艺术这条历史长河，就是靠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一浪推一浪，开拓绵延积累推进的。所以文化的创新较之于科学的创新来讲，一个是喷气式登天，一个是龟式爬行，各具规律，不能攀比，不必攀比。我始终感到，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后来人，虔诚地、认真地敬畏、借鉴传统，在传统万岁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你能够加上新的一天，或者讲得大一点加个一岁，可谓幸甚至哉。我们应该放怀仰望九天，但更需脚踏实地循序践行!

二〇一七年元月九日

改定于海上豆庐

文/韩天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