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肿瘤药进入中国市场能否更快些，药品价格能否再低些……这些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教授蒋健始终关注着药品保障问题，继去年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在上海、天津、湖北自贸试验区试点合规进口药品区内保税销售的建议》，今年，他建议完善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配套政策，让中国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再少些“望药兴叹”。

为限制专利垄断、平衡专利垄断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于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关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里诞生。

该制度简单来说是指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或为了公共利益，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权许可其他企业使用。

印度2013年启动了首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授权印度制药公司Natco在印度境内生产和销售抗肿瘤药索拉非尼，使索拉非尼价格降低将近97%，惠及广大印度肿瘤患者。

我国专利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确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2018年4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虽然明确了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路径，但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制度实施的表述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迄今我国还没有真正实施过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蒋健委员称，充分发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进口药价、提高药品可及性。

他建议，建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审查程序、制定合理的强制许可补偿费标准、养成申请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代理人队伍等，以充分发挥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制度优势”，蒋健委员称，这或将有助于提高抗肿瘤药、孤儿药（如治疗渐冻症类罕见病药物）等特殊药品的可及性。

他举例谈到，美国曾以实施强制许可作为谈判筹码，迫使拜耳公司大幅度降低了治疗炭疽病毒药品西普洛的价格。

作者：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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