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版《东方快车谋杀案》　把时间线拉长，分成“第一夜”和“第二夜”的上下两部，第一夜照原著小说来拍，第二夜则是编剧三谷幸喜施展个性的空间，他填补了复仇者运筹帷幄的全过程。因为有充裕的时间展开，编剧娓娓道来，把爱恨情仇样样摆在眼前。

《东方快车谋杀案》最早、也是最出名的电影版本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1974年上映。阿加莎本人基本认可此版改编。片中，英格丽·褒曼拒绝出演俄国公主，转而演一个瑟缩的家庭教师，她凭着短短几分钟的戏份，拿下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最新版电影改编中，编导事实上没有什么余地对“故事”做出改变。

当“侦探波洛”成了带动电影连锁生产的符号人物，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在花哨的场面中，丢失了阿加莎笔下独一无二的人性细节

陈惊雷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东方快车谋杀案》　的故事吧，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出名、传播最广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早已不是什么悬案，即便记不清故事中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以及每个人的双重身份，观众依旧知道水落石出后的真相：这节车厢里的所有人参与了凶案，这是对一桩多年以前没能昭雪的“悬案”迟来的民间审判。

新版电影改编真正有意思的是结尾意味深长的伏笔，影片告诉观众离开东方快车的侦探波洛，下一站是尼罗河，这直指　《尼罗河惨案》。这个明白的暗示意味着，“波洛”在当下电影娱乐工业里，成为一个带动电影连锁生产的符号人物。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学改编，创作者和他们身后的电影资本野心勃勃谋划的是“一个系列的诞生”：“波洛”这个老派的角色将成为哈里·波特和美国队长们的同类。

一一一编者

即便悬念成了公开的秘密，《东方快车谋杀案》　依旧能被拿来翻拍多次，在影视化的过程中，它的显著优势在于群戏，戏里有戏，每位演员都有发挥的空间。回溯不同时期、诸个版本的影视改编，共同点是演员阵容的炫目。

《东方快车谋杀案》　最早、也是最出名的电影版本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1974年上映。阿加莎本人基本认可此版改编，除了轻微吐槽“芬尼先生　(扮演波洛的阿尔伯特·芬尼)的胡子和我书里描述的完全不同”。在这个版本中，观众可以一次性看到安东尼·博金斯、英格丽·褒曼、肖恩·康纳利、马丁·鲍尔萨姆、劳伦·白考尔和阿尔伯特·芬尼。演员遇强则强，每一位都达到了自己表演生涯的小巅峰。其中，褒曼拒绝出演俄国公主，一改她“高贵冷艳”的扮相，转而演一个瑟缩的家庭教师，她凭着短短几分钟的戏份，拿下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最新的这个版本中，亮眼的依旧是演员阵容：佩内洛普·克鲁兹、朱迪·丹奇、威廉·达福、米歇尔·菲佛，就连出场没多久便成“尸体”的角色都由强尼·戴普出演。

2015年，日本将　《东方快车谋杀案》　搬到昭和时代，阵容同样豪华，网罗野村万斋、松岛菜菜子、二宫和也、玉木宏等，就连难产死去的大女儿如此微乎其微的角色都选了吉濑美智子。

为什么这个故事在不断的翻拍中总能集结高水准的演员阵容？　回到故事本身，这是一桩密闭空间谋杀案，每一个出场的角色面对着严峻的限制———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这里存在着双重的“扮演”：不仅演员扮演剧中的角色，剧中人也在演，扮演他们想给侦探波洛看到的“角色”。面对这样的故事，观众与其说投身于情节，不如说在欣赏一出生动的“演员的诞生”。

花哨的动作场面总是大同小异，阿加莎笔下独一无二的细节却不见了

在1974年版的电影里，开篇回述昔日“阿姆斯特朗案件”，小女孩黛西被绑架后惨死成为事先张扬的伏笔，之后影片的展开忠于原著节奏。

到了日本版中，为了突出松岛菜菜子的戏份，编剧三谷幸喜对剧本进行了调整：足智多谋的女教师取代心碎的母亲，策划了整出谋杀案。这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如何在结构上改编早就在人们心里烂熟的“不成悬案的悬案”。

日本版把时间线拉长，分成“第一夜”和“第二夜”的上下两部，每部时长为140分钟。第一夜照原著小说来拍，从大侦探听到可疑对话“等一切结束了之后……”开始，直到侦探提出“两个结论”收尾。第二夜才是编剧三谷幸喜真正施展个性的空间，他填补了复仇者如何运筹帷幄，将“完美复仇计划”一步一步编织起来，以及在列车上遇到大雪封路后如何临时改变计划、慌忙行刑的全过程。相比在院线上映的电影，电视电影有更充裕的时间展开，所以编剧娓娓道来，来龙去脉、爱恨情仇样样摆在眼前。有意思的是，三谷幸喜增加了细腻的心理驱动，比如“时间真残酷，我们的愤怒正在一天天变淡”，比如二宫和也扮演的秘书中途想要退出这个血腥的复仇计划，但作为主谋的松岛菜菜子利用了他在情感上的动摇：“我们需要他，就算毁掉他的一生，也要这样做。”这些台词非常日本，是编导对人性之幽暗的一种探索。

到了最新的这个版本里，编导事实上没有什么余地对“故事”做出改变。影片增加了一段15分钟左右的“序幕”，让波洛在登上东方快车前破解一桩小案子，醉翁之意是为展现波洛追求平衡的“强迫症”，这一点之后在片中被反复强调，最后沉淀成主题的一部分：东方快车一案颠覆了波洛的价值观，他意识到并接受了这个世界终究是不平衡的。

电影在展开过程中，压缩了原作的重头戏“证词”。在阿加莎的小说里，参与复仇的人物有12个，她用12个章节对应每个人的证词，波洛在证词中寻找漏洞和线索，基于对人性的了解来破案：“如果你用真相和说话的人对质，通常他会承认的。”在最新版的电影里，这个带有强烈暗示的细节被取消了，为了加快影片节奏，若干当事人的证词被交叉剪辑，省出来的时间置换成花哨的动作戏。

而这恰恰是原作粉丝最不满意的：动作戏总是相似的，而阿加莎笔下独一无二的人性的细节不见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学改编，电影背后的资本所在意的是“一个系列的诞生”

和各人证词一起模糊了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参与复仇的总共是12人，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12”是一个有必要突出的数字细节，因为这是一个法外执法的陪审团。在小说中，阿加莎通过上校之口说出：“无论如何，陪审团是合理的制度。”波洛是这样分析的：“我想象着有12个人自己组成了一个陪审团，宣判雷切特死刑。”

陪审团制度在日本的语境里是个“舶来品”，仅在昭和时期实施了十来年就被搁置。即便如此，在改换了水土的日本版里，三谷幸喜也同样强调了这个隐形的“陪审团”元素，上校执着于要凑足12个人行动：“如果是天意，那么第12个人一定会出现。”陪审团的成立，赋予了私刑的正当性。

新版影片的导演编剧不可能不懂阿加莎原作的用意，但他们选择将民间执法的“合法性”抛弃，直接回答：谁来评判善恶？　案件开始于12个当事人对绑架杀人犯雷切特的判决，结束于波洛面对12名凶犯，他该如何审判他们的罪行？谁有权力定夺他人生死呢？这个问题在法理和伦理的层面都是无解的，而一部主流的娱乐电影不能僵持在这里，只能让波洛成为一个煽情的宣教者，他开始反省自己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亲自颠覆了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因为这群当事人“支离破碎的人生应该得到救赎和重启的机会”。

电影结尾意味深长地留了一笔，告诉观众波洛的旅途远没有结束，离开东方快车的他，下一站是尼罗河，这直指《尼罗河惨案》。这时，2017版《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部影片本身的改编质量就退居次要了，这个结尾明白地暗示“波洛”将在当下好莱坞的电影娱乐工业里，成为一个类似“007”或“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带动电影连锁生产的符号人物。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改编和以往任何一次阿加莎作品改编的本质差别也在于此。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学改编，创作者和他们身后的电影资本所在意的不是单独的一本作品，这是“一个系列的诞生”，一个根植于经典文本的电影品牌在商业层面彻底地重启了，“波洛”这个老派的角色将成为哈里·波特和美国队长们的同类。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