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的《哈姆雷特》和1969年的《李尔王》之间，整个世界经历了越战、布拉格之春和五月风暴，在政局骤变的动荡大环境里，学术界和文化界更多地把眼光投向了《李尔王》。柯静采夫的改编，立足于讲述“人”的回归——一个人因为无情而无知，陷入迷途，逐渐自我觉醒，回归同情心，也回归了人性。这是一段为罪孽和错误偿付代价的人生之旅，是一个衰弱昏聩的老人的自我救赎。这部电影的所有场景的共同特征是荒芜，凄凉和孤寂。在苍茫的国度里，除了王公贵族，还有流离失所的普通人，充满了画面的沉默的、混乱的暴民比老国王个人的悲剧更触目惊心，导演的意图是如此清晰：这不仅是李尔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是所有人的悲剧，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在这场动乱的选择和作为而负责。

莎翁的大银幕之路上最后一个路障：商业还是不商业，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在《驯悍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性感成为一条捷径，让莎士比亚电影飞奔着往波普艺术和大众消费的方向而去。

奥利弗对莎翁剧的改编完成舞台和银幕的无缝对接，柯静采夫的改编是借莎士比亚的文本弥合意识形态的沟壑，莎翁的大银幕之路剩下最后一个路障：商业还是不商业，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玛丽·品克馥在1929年主演了《驯悍记》，这部好莱坞大制作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莎士比亚电影。而在更多时候，面对莎翁这座富矿，好莱坞心有余而力不足。1934年，华纳公司耗资150万以全明星阵容拍摄《仲夏夜之梦》，票房不佳。1936年，米高梅公司以200万巨额预算拍摄看上去稳赚不赔的情感大片《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对主角是当时的超级巨星，诺玛·希拉35岁，莱斯利·霍华德44岁，熟男熟女扮演小情侣，结果票房又是惨败。从那以后，好莱坞对莎士比亚敬而远之，制片人的圈子里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玩笑话：财迷是不会爱莎士比亚的。

可是到了1960年代，一个意大利人给美国电影商人们上了一课——弗朗哥·杰夫瑞利接连完成的《驯悍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轰动影坛，达到惊人的上座率。《驯悍记》的成功一大半归功于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这对主演的明星效应，电影拍到一半，俩人决定结婚，这条八卦简直成为票房的催情剂。杰夫瑞利在改编中很讨巧地做了减法，放弃原作戏中戏的结构，只保留简洁的“驯悍”主线，砍了三成对白，把观众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主演身上：看他们喝酒，在草地上打滚，躺在大床上唱情歌，看他们衣衫湿身在雨中骑马！狂欢的酒神能量在画面上释放，明目张胆地勾引观众想入非非，导演毫不顾忌地张扬莎翁剧作里伤风败俗的能量。

紧随其后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引起轰动的还是演员，杰夫瑞利从350个适龄姑娘里挑中奥利维亚·哈赛，这个在古典轮廓下暗涌着野性活力的女孩，迄今是最美的朱丽叶。除了挑演员的慧眼，杰夫瑞利的另一项长处是用流畅的运动镜头把原作的诗意文本呈现为一道斑斓的奇观，除了他，再没人胆敢把莎士比亚翻拍得这样活色生香，理直气壮地肉感着——长裙，烛火，盛着葡萄酒的水晶杯，熟透的水果，狂欢节的面具，甚至决斗场上的尘土，这些静物在流动的画面上散发出荷尔蒙的味道，毫不隐讳地调动观众的感官。性感成为一条捷径，让莎士比亚电影飞奔着往波普艺术和大众消费的方向而去。

莎士比亚电影真正意义上成为庞大电影工业中的一种类型产品，要到1980年代末。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的北爱尔兰青年肯尼斯·布拉纳，完成在英格兰的戏剧科班学业后，到好莱坞经历了学徒岁月，1989年他拍出的《亨利五世》掀起新一轮莎翁改编电影热，他本人执导了包括《亨利五世》、《无事生非》、《哈姆雷特》、《爱的徒劳》和《皆大欢喜》的五部莎翁电影，在数量上超越了他的前辈奥利弗。

布拉纳执导的《亨利五世》影响了近20年的莎翁电影改编，连BBC在2012年拍摄、由希德尔斯顿主演的《亨利五世》，在主角的塑造中明显保留着1989版的痕迹：年轻的国王并不是完美的英雄，他的人格在两个极端之间撕扯分裂，他表现为一个背负国家责任和使命的骁勇战士，内心却像哈姆雷特一样敏感，因为内省而忏悔自己的作为，也常怀普通人的忧惧。这样的人物定位，既是反战的，也是反英雄的。布拉纳对莎翁改编的最大艺术贡献，体现在《哈姆雷特》的结尾，电影很长，超过四小时，结束于老国王最小的儿子福丁布拉斯登上王位。画面上小王子表情木然的脸上流露的冷酷让人不寒而栗，直观强烈的特写镜头让这个形象比原作文字更有力度：哈姆雷特代表的那个挟裹巨大激情与痛苦的人文主义时代结束了，福丁布拉斯代表的是一个自私麻木，现实功利的社会。这部《哈姆雷特》上映后，评论界把布拉纳的改编定义成“史诗类型片”。布拉纳出道时若干次强调他不是“奥利弗二世”，事实上他和奥利弗完全没有可比性，他为好莱坞大片厂制作的这些投资巨大的影片，出发点是商品，它们的卖点在于明星主演的阵容，挥霍的视听效果，以及古典文学的底气和韵味。布拉纳延续了意大利人杰夫瑞利一度开了头但没机会推广的尝试，即在莎翁经典和娱乐消费之间找到平衡，他成长的英国文化背景和接受过的严苛舞台训练，也让他得以在影像制作的市场规律和文学遗产的品质之间适当取舍。

不过，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闪回画面中的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滚床单，或者亨利五世向法国公主求婚的段落被演绎成游龙戏凤，也该明白，对莎翁作品的影像化改编业已成为响彻金钱声音的“表演”，它们终于成为电影工业生产线上的绝好原料，这大概也不太值得庆贺。

文汇报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