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浦东2号线的上海科技馆站，常有“黄牛”热情地贴上来：要票么?多票么?今晚有“王洛宾”和“天鹅湖”——烟火有啥好看，要看看高雅艺术啊。于是有人被逗笑，问，哪场好看?黄牛老实不客气地指点迷津：国庆节呀，祖国母亲生日啊，当然看民乐!

　　票贩口中的这个民乐，指的是当晚在东艺音乐厅演出的“王洛宾西部作品音乐会”，他不知道的是，同一天的同一时段，在音乐厅旁边稍小一点的演奏厅里，有另一场民乐演出也在进行。与隔壁的大厅不同，这里没有耳熟能详的调调，也没有张口既来的歌词，但舞台上仅用三幅印有远山和暮日的长帘就显出了一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意境，在舞台的一侧，悬空挂了个颇大的透明沙漏，黑暗里细沙洒落的声音若有若无，与清丽的小阮和悠长的笛声相应和——这场名为《西北偏北》的民乐演奏会，有学院派的青年作曲家，有高水平的年轻演奏家，还有民乐演出中少有配置的专业视听团队，可是却连号称“票房指南针”的黄牛都不知道，这也许就是现在上海民乐寂寞现状的一个缩影吧。

　　并不曲高和寡，为何知音难觅

　　“风儿带着人们生活的足迹，带着自然本有的样貌悠然而来，无痕而去。用丝绸之路上流传的乐器，用西域的民间音乐元素，描绘这片土地带给人们的心灵感受。中阮的弦音是内心的心音，手鼓承载着黄土地的风声、水声、马蹄声、脚步声……”这是《西北偏北》的节目单上，主办方为一曲中阮与手鼓合作的作品《听风》配上的文案——或者我们可以说，解说。这张印制精良的节目单还是泄露了主办方的隐隐担忧：观众听得懂么?

　　在王甫建的观念里，没人听民乐不能怪观众：“现在很多人说民乐不景气、对民乐没有认知、从来不听民乐，我想不能去怪听众，归根结底还是民乐本身这个领域发展的不够。”他认为，民乐里有些形态已经模式化了，老的曲目在新时代本来就很难引起当代的共鸣，这个时候光靠普及是没有用的，甚至会起反作用，越普及，越疏远——观众要是来听了之后不感兴趣，他以后就再也不会来听了。

　　“我们的民乐，大部分还是取材于民间音乐，大量的创作是搞演奏的人自己做的，达不到足够的艺术水平，甚至流于媚俗，遏制了演奏水平的发展。而有些新乐团虽然有了硬件规模，但是能力不够，很多人都在使用简谱，这样根本无法进行高难度高水平的演奏。”这些都是造成新一代的人群不再听民乐的原因。所以作为行业内部的领军人，王甫建难免心生忧患：“传统是什么，是一条河，细水长流不要紧，但不能断流。一旦有了间断，我们现在再要来培养这样一种传统或者说习惯，就要比以前更困难。”

　　当然，所有的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当作为表演第一线的王甫建和他的上海民乐团诟病民乐作品偏旧偏土偏俗的同时，一些学院派的专家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极端：现在大部分民乐创作者对流行的、时尚的、大众的创作手法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太“小儿科”，不是专业音乐或专业音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一些学院派作曲家追求高精尖，讲究学术性，”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说：“但我认为，作曲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而音乐是为人民服务的。”从这一点出发，席强认为，技法上华丽复杂但让人们不能理解的音乐作品是失败的。

　　所以，很明显，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民乐的观众需要第三种身份以供选择。

　　民乐的瓶颈是曲子少，行业的忧患是缺创新

　　即使有了“女子十二乐坊”在形式上的创新，与许多传统艺术种类相似，民乐现在面临的仍然是作品匮乏、后继乏力的现象，许多音乐会在不断重复相同曲目，原本就不多的传统经典乐曲在历经长时间的流传后也似乎正逐步褪色，能够实际进行舞台呈现的数量很少。目前经常演奏的保留曲目多为流传多年的经典之作，或是在此基础上改编的作品，数量较少，已渐渐无法适应现代听众对民乐作品审美的需求。由于严重缺乏优秀、系统、规范的民乐新作，这一类音乐会在上演的频率上很难满足市场的要求。

　　正因为看透了问题的本质，王甫建与他的上海民族乐团开始潜心寻找、整理优秀乐谱;同时与作曲家们不断地交流、探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创新。仅7年时间，就新创作品近百件。人们对这些作品评价极高：郭文景的作品，从作曲到配器，从五声理论到对音色的新认识，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乐创作体系;谭盾的《西北组曲》尽管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但由此形成的民乐合奏的新生命，是西洋交响乐团无法取代的……

　　当然，有了创新的曲目，还必需要给创新作品充分的演出机会，对于这一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有自己的看法：“我作为一名学者和作曲家，发自肺腑地希望国家能够充分重视民乐现在发展起来的部分，不要只看有市场的、列入节目单的部分。因为，民乐不像流行歌曲，靠歌词和偶像力量就能被大众记住、传播开来。新时代的民乐作品要想深入人心，就必须靠反复演出。”而与之相应的，海上雅乐的王珑也希望听众能够给创新作品和青年演奏家多点机会：“因为，所有的经典在它们诞生的最初，不都是新作么?”

　　原载《上海采风》 文/刘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