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录特指古人以所辑人事类别或系统编成的图籍。依《释名》的解释，谱即“布”也，“布列见其事也”；又即“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又或如《广雅》所说，意同“牒”，古时“记系谥之书，以牒为之”，故有所谓“谱牒”、“家牒”；或如《文心雕龙·书记》篇所说，意同“普”，指“注序世统，事资周谱”，东汉郑玄之谱《毛诗》，即取此义。古人注重家族世系，故谱出现得早，若再及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则图谱之书出现得就更早了，只是到汉代，“图”为“书”所取代。故司马迁以世系、谱谍为撰史框架，《史记·三代世表》才有“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之说。据《梁书·刘杳传》引桓谭《新论》语，“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可知谱之名应起于周代。

　　又据《汉书·艺文志》，其时秘府所藏，已有《帝王诸侯世谱》等书。《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下，更设  “谱系”一类，所记先唐经解中，也多谱体，可见其渊源有自，由来已久。魏晋后，记物类谱书大兴，有的更附图和诗文。然至唐时，有将其列入子部“小说”类或“艺术”类的，进而凡杂书之无可系属者，皆被视为谱。直到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创“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至于说到“录”，依《广雅》所说，指“记之具”，即记载言行事物的册籍；用作动词，又作记录、记载讲，并兼有次第、次序之意，是进一步点明了这类书依一定门类、次序收载所辑人事的性质。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因尤袤之创，专设“子部·谱录类”，并于其下析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和“草木鸟兽虫鱼”三小类。至此，谱录这类古籍才有了文献学意义上的明确安顿。

　　尤袤《遂初堂书目》能专设“谱录”一门，是与宋代谱录繁兴有关的。该书目所收谱录，出于宋人之手的就占了62种。《四库全书》收55部，宋代也占了37部，且除《宣和博古图录》为官修，其余均属私家著述。当然，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大概有百种之多。再进一步看这些著作的详情，多为作者入仕后尤其晚年退官闲居时所作。它们或器物，或饮馔，或草木禽鱼，总体面貌上无不具有篇幅小而指涉广的特点，五千字以内的有22部，像《菌谱》《酒谱》更不足千字。虽地著而能连类，不仅增人闻见，其引书多而翔实，又足资辑佚考订，小而至于成为各类物事的小型类书，大而至于可考一朝之政治，诸如由茶、花可知宋代贡赋制度已广为人道，由香事而识其时与新罗、日本、琉球和大食的贸易情况及榷场制度，也是作用之一。盖虽说两汉时人们已知好香，但所谈论品议，不过兰蕙椒桂而已。迨晋武帝时，始有异香从外国贡入。宋时更与马匹、犀象一起成为互市的重点，朝廷在南方设市舶司管理，故元人撰《宋史》，才称  “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郑樵《通志》尝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力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宋人之撰谱录，因此或正有向“古之学者”致敬的意思。这造成了其人治学，诚如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所说，掩有“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之长，而不见琐碎。故今次《宋元谱录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将其集中推出，并下延及元代，可谓阙功甚伟。

　　翻览此洋洋大编，深感宋人于学用心之细，用力之勤，而其闲情远致，尤令人敬佩和神往。记得以前读王质借鉴楚辞体与民歌体式所写成的那些咏物诗，及其《绍陶录》用以类相从的方法，分类编排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品物书写”的自觉意识,真有非常特别的感会。察王质所作《山友辞》  《水友辞》及诸《续辞》《余辞》和《别辞》，品物虽小而寓意广大，其有益于增广见闻，涵养德性，诚如他所说，“虽无补于世，亦岂无益于己也”。说到王质，一生仕途坎坷，在朝为官时间很短，经年辗转幕府，漂泊异乡，晚年以隐居为事，不仅著有《正法世谱》，又为隐者作《辍耕子世系谱》，其之所以友山侣水，并乐此不疲，正如他所说，在由“观物性”而“导人心”，“寓意于彼，而适意于此”。在《云韬堂楚辞后序》中，他又称“余之本趣，资物态以陶己灵而已，会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简策者少”。足见其坐讽一篇，周知万品，借题托比，触目起兴，不仅在美刺法成，继轨风人，更要在识物知类，修身养性。

　　这就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为什么积贫积弱的衰世，偏能涵养人静气，造成这么专精的学问乃至精粹的文明？为人提及最多的，首先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设定。有感于唐末五代的战乱，宋朝在开国之初即定下重文抑武的国策，《太祖誓碑》并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之誓约。由此传统注意养士，给予进身，唐一次取士不过二三十人，宋则二三百，最多一次达五六千，以致唐进士不过三千人，宋竟达十万，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又倾力任用文人，以至钱谷之司、天下转运使及边防大臣，均有文人出任者，乃至“冗官”与“冗兵”、“冗费”一起并称“三冗”，给朝廷施政和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其时，朝廷又重视劝学兴学，不仅官办学校多，官家赐书、赐匾、赐学田之事常有，书院也大兴，私人讲学蔚成风气。加以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印刷出版业发达，官刻、坊刻和私刻构成的公私刻书业都很兴盛，内容上农桑医算各类具有，经史子集四部皆备。不仅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甚丰，即士庶之家亦各有之，动辄万卷，不在少数。这就使书籍变得普通而易得，从来耳受之艰与手抄之苦得以扫除，使“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成为社会共识，“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成为处处可见的俗世风景。论者有所谓中国古代社会至此由武人国家变为财政国家，马背国家变成书斋国家云云，虽不中，亦不远矣。

　　也因此，六经的讲习之外，时人关注的重点，所期待投放的主观意趣，刻刻与各种文学艺术相颉颃，甚至与鸟兽草木相纠缠。如北宋初年，宋祁以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就热衷考察当地珍木、怪草与鸟、鱼、芋、稻之属，因东阳沈立所录剑南方物28种而补其阙，按名索实，列图出之，又各系以赞，附注其形状于题下，写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生物学专著《益都方物略记》。按，宋以前动植物类谱录不过10余种，至此增广和拓展到50种之多，且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盖因宋时经济中心的南移，朝廷又推行“通商惠工”的政策，加上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不抑兼并”导致的土地关系的松动，以及坊街制的被打破造成的商业、娱乐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扩大，使得诸如花卉、果品的交易量大大增加。一时四司六局之中皆有插花之人，徽宗性好花鸟，一众官员每尚簪花，致花事大兴，人有试植新品，每出价不下数十金者。徽宗又作《大观茶论》，造成茶事等在其时达到鼎盛，不仅有专门的“茶户”、“糖霜户”和“香户”，还有“墨户”、“砚户”和“蟹户”，等等。有的世代相传，技不外传，如所谓“门园子”，专司花卉树木的嫁接技术。总之，因为有特殊需求，培育了特殊市场，并造就了特殊人才，最终催生了特殊的谱录类专书，并内容涵盖农学与畜牧，如傅肱著有《蟹谱》，曾安止著有《禾谱》，韩彦直著有《橘录》等。前及郑樵在《通志·昆虫草木略》序中，称自己“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祭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这里“飞潜动植”四字，正包举涵盖了诸多题材。

　　或以为，宋人究心于此了书的结撰，乃至及于稻、茶、酒、药，与其时课考设“农桑垦殖”这类标准有关，不可尽将其视作时人打发闲暇的雅癖，所言固然不错，但此外尤须看到，一个时代特殊的思想—文化之于其人纯粹知识兴趣的形成，确实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宋代处在以盛唐为标志的古代社会鼎盛期的结尾，因国力的贫弱，内忧外患的侵扰，造成士人对社会动荡大抵都有深切的体验，由此情感和思致变得深沉内敛，向外拓展的能力与意愿不同程度都有所降低，而朝政难为与党争不断带给人的纷扰，也使得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吏隐文化”的发育，一个更专注于内省思考的时代终于到来。正如叶炜《煮药漫钞》所谓“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炼，老年爱淡远”，处于老年阶段的宋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范围因此一定程度有所减少和缩小，专注于学问研讨与知识追求，却成为其有以安身立命的常态。前及王质序《绍陶录》，就曾称“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义者，名义著而真心隐”，此足证较之建功立业名垂后世，他们更在意的是精神的丰裕和内心的充实。

　　而这种对“本身”与“真心”的搜讨，又与其人受理学、心学影响，深研物理，专取主静有关。就前者，如唐人好别业，宋人好园林。皇家、私家、寺庙、陵寝园林之外，尤好自家营造或研究、赏会此营造。说起文人别业，始于汉而盛于唐，成熟却在宋。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可知南渡后，仅杭州一处就不下40家。论其规模或较唐人为小，但精致大有过之。盖由李诫《营造法式》、喻皓《木经》之著，可知其技艺之高超。又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其时有的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允许甚至主动吸引人入园欣赏。这带动了园艺业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专司选石的“山匠”及“园户”、“花户”等。赏花、簪花、花馔、画花与花卉贸易，构成一完整的产业链。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们则更好梅花，虽“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独钟，为其“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邹弢《三借庐笔谈》所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松令人逸”。故范成大有《范村梅谱》，黄大舆编《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词十卷四百首。《全宋词》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2953次。理宗时，张道洽好作梅诗，一人竟达300多首。东坡曾批评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风波·红梅》词有“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之句，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

作者：汪涌豪
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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