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为致窦纳乐信函，可谓声情并茂、义正辞严，但仔细追究，却很难寻出几句真话。康有为致窦纳乐照会之所以被历史学家所重视，主要因为其中引用了两个“密诏”的全文。第一道密诏的再加工，让我们见识到了康有为的文字手段。第二道密诏一直以来被康梁称为“衣带诏”，但是，这个诏书从公示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怀疑。
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
抗议谁曾上，勤王竟不闻。
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文。
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
这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之后所作《国变记事》最后几句。“痛哭秦庭”，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伍子胥为报家仇，率吴军灭楚，楚国大夫申包胥赶赴秦廷，向秦王晓以利害，“立依于庭墙而哭”，哭了七天，最终促使秦王出兵救楚。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英国的保护下乘船南下，经上海到香港，向英日两国的外交官寻求援助。他号称自己两奉“密诏”，请各国设法营救皇帝。无奈的是，英日两国只是帮助康梁逃避政府的抓捕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康有为在愤懑之下，写下了《国变记事》诗。
近期因准备外交史课程，翻看自己五年前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拍摄的外交部档案，发现一部档册中收录的两份中文文件格外醒目。这部英文档册的编号是FO 233/122，两份中文文件是1898年10月康有为避难香港之时，寄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的信函一件与照会一件，也正是他效仿“秦庭之哭”的物证。
康有为致窦纳乐信函，在现存的各种康文集中未曾见到，新版的《康有为全集》也不见收录（只有内容近似的《致李提摩太书》）；康有为致窦纳乐照会，曾由黄彰健先生披露全文，他的来源是台北近史所收藏的康有为未刊文稿微卷。同一文书后来被收入《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和《康有为全集》，与英国外交档案中的照会原件有细微差异，但照会原件与《康有为全集》所收的《致日本驻华使馆照会》，除了收件人之外，内容基本相同，后者的来源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
我们先来看这件别处不曾见到的信函。
充满浮夸的信函
康有为致窦纳乐信函，编号是FO 233/122/36。FO 233属于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名是《北方部与外交部：驻华领事馆和公使馆杂项文件与报告》（所谓北方部，仅存在于1782年之前，后来业务合并到内政部或外交部）。这一批档案包含有英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搜集的各类杂件和报告，其中一部分是中文，来自使馆的中文秘书处（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简称CSO），康有为信函就是其中之一。档册的信函之后，还附有手书的英文对译件。信函的全文是：
天祸敝国，降此奇祸。宫廷变乱，仆受皇上密诏，设法求救，适贵公使避暑他行，事变仓促，迫不及待，孤臣奔走，乃蒙贵国保护，俾全性命，以传密诏；复荷各口贵领事派船保卫，沿途照料，高义隆情，感且不朽。仆以孤臣，濒于十死，死何足惜？独我英明神武变法致治之皇上，忽被幽废，此则敝国神人之所共愤，而仆之所号泣哀痛者也。我皇上厉精图治，奋发明断，一切新政，次第举行。中国人民额手庆跃，伪临朝太后守旧愚蔽，渎乱凶淫。昔在先朝，毒我显后，鸩我毅后，穆宗忧愤，以此而崩。今又与一二守旧奸臣幽我皇上，阴图篡位，谬称训政。敝国经义：帝者，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太后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耳。以昏乱之宫妾，而幽英明之天子，凡我士庶，莫不痛愤。若云训政，则我皇上英明神武，在位二十四年，力行新政，日理万几，安有春秋鼎盛、圣明变法之天子而尚待训政者哉？伪太后贪渎昏淫，向阻新政。提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以修颐和园；提昭信股票以修天津行宫，肆其淫欲，国敝民穷，皆所不恤。惟思求庇强邻，举国以讬，此匪独敝国之祸，抑亦地球全局之所关系者也。贵国素仗大义，众所闻知，伏乞贵公使电达贵政府执持公义，保我国家，安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我皇上必当格外图报，以酬大德，谨谢贵国保护之德。谨为我皇上求救，伏维哀察。名正具。
在信中，康有为首先告知对方，自己是受了皇帝的密诏，向英方求救。所谓密诏，康又编为一号、二号，在同时发给窦纳乐的照会中都有全文征引。今天的研究已经证明，所谓的一号照会，受诏人是张之洞的门生杨锐，康有为通过改变和调整字句，据为己有，已不是光绪帝的原意；至于二号密诏，是给康有为本人的，此后多次被他拿出示人，版本各异，其原件却从未有人见过，经史家考证，多半为造假。这两个诏书，下文还会提到。
康有为致窦纳乐函及英文对译件
戊戌政变发生在1898年9月21日。在此之前，光绪帝已经用明发上谕的形式，命康有为离开北京。康本人于20日抵达塘沽，次日乘坐太古公司轮船南下。离京前，他曾经找过窦纳乐，因窦纳乐正在北戴河避暑而没能晤面。政变发生之后，京师和沿途都在拘捕康有为。由于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庇护，康有为几次都化险为夷，在烟台、上海逃过了清政府的追捕。29日，他平安抵达香港。这就是书信前半部分致谢的缘由。
为了打动窦纳乐，劝说英方出手相救，康有为极力称颂光绪帝举行了三个多月的变法维新，说这场变法只因慈禧太后的“守旧愚蔽”、“阴图篡位”而失败。他又列举了两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试图证明慈禧历来阴狠：一是她毒杀了慈安太后，二是毒杀了同治的皇后、她自己的儿媳阿鲁特氏，并且同治皇帝正是因为这两大变故忧愤而死。今天，稍微了解清史的人都知道，阿鲁特氏和慈安太后均死于光绪年间。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并未在皇帝下一辈的溥字辈中寻找皇嗣，而是立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大统。他不但是咸丰帝的侄子，同时也是慈禧的外甥。位居中宫的阿鲁特氏，身份变得十分尴尬。原本立溥字辈的皇嗣，她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现在却成为宫里的寡嫂，在同治帝驾崩后70多天悄然逝去。应该说，她的存在对慈禧的权力没有任何威胁，慈禧杀她缺少足够的动机，还会引来朝野的指摘。因此，说她是被“鸩杀”，难以让人信服。慈安太后则死于1881年（光绪七年），她的去世比较突然。围绕她的死因，当时便有着种种猜测，但从死前的晕厥症状来看，有可能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说她被毒杀，也是缺乏足够证据的。康有为将这两则传言当作事实进行陈述，还颠倒时间先后，把两件事与同治帝之死挂上钩，实在没把英国使馆的情报工作当回事。
接下来康有为所讲的中国“经义”，即嫡庶的分别，英国人未必听得懂，并且这终归是清皇室的家事，人家毕竟也还是知道光绪帝即位经过的。康有为又列举慈禧太后“贪渎昏淫”的事实：一向反动，阻挠改革进步事业，把铁路款3000万、海军经费3000万拿去修颐和园，把昭信股票款拿去修天津行宫。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导致甲午战败，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论述；今天的研究则表明，修颐和园主要由管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筹集资金，也确实与海军建设存在财政上的冲突，但园工的用度并没有那么大，约为800万两，远到不了6000万两的规模。
而中国的铁路修筑，在19世纪末期已经是重要的利源。由于清朝账面的财政收入有限，而商股又难以到位，政府往往通过借外债的方式修路。有着各国政府的支持，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介入，借款给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诸多的附加条件，确保借款能得到偿还，例如中方在购买原材料、聘用工程师和管理铁路的问题上，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要挪用铁路款并不容易。说慈禧挪用了3000万两白银，实在是高估了她的本事。
至于昭信股票，是清朝在1898年春仿照外国公债模式而发行的国债。原计划筹集1亿两白银，后来因为信用未孚，购买者不多而变成了变相摊派，终因扰民而叫停。所筹的资金约为1000万两，但截止到戊戌政变，这些筹款只是数字的汇报，还没来得及解运进京，如何用来修筑“天津行宫”？
外国公使是去过颐和园的，知道颐和园的规模，作为头号的海洋强国，英国人也必然了解海军建设的成本；铁路借款和修筑，英国人一直都积极参与其间；昭信股票的发行模式，正是从英商汇丰银行那儿学来的，成败得失，英国人也自有判断。且不说康有为的说法有几成依据，即便全都属实，动用国帑又与英国何干，又如何能让英国有所动容？
书信里面唯一能打动英国人的，大概就是国际形势的分析。康有为说，慈禧太后“惟思求庇强邻，举国以讬”，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个强邻是俄国。当时，英俄确实在全球展开竞争，英国租借威海卫，与日本走近，也正因为此事。但英国人并不认为戊戌政变与英俄竞争有密切的关联，自然也不会为此贸然行动，阻断政变背后并不存在的俄国之手。
纵观全信内容，可谓声情并茂、义正辞严，但仔细追究，却很难寻出几句真话。英国外交官当然不会没有判断。窦纳乐在10月13日给外交大臣的信中提到，康有为及其同党的“不智行为”致使改革失败。变法能引发外人的道义支持，弱势方的合理主张也能引发旁观者的同理心，但康有为的信口开河却透支了变法的正义性。
照会中的漏洞
与信函同时发出的康有为致窦纳乐照会，现如今的编号是FO 233/122/37。黄彰健先生在征引这件照会时，不能肯定它是否交到了英国公使手中。档案中的这一原件告诉我们，照会确实送到了英国使馆，并且与信函一样，都被翻译成了英文，供使馆参阅。按理说，英国使馆在收到中方照会之后，会给出复照，也会定期打包归入照会集；唯独这个照会是单列的，不在中英照会集中，显示着它的特殊性。从外形上看，康有为照会是一个像奏摺形制的折叠文书，在照会中间和落款处，盖有关防。这个照会和总理衙门平日发给英国公使馆的照会在语言上、格式上有着较大差异。康有为是钦定的总理衙门章京，却因嫌官小而从未到东堂子胡同上班，否则在总理衙门历练两天，也不至于写出这种不合规制的照会。
康有为致窦纳乐照会及英文对译件
这份发给窦纳乐的照会，开头是“大清国钦差督办官报事工部主事康为照会事”，盖用“钦命督办官报局之关防”。这个头衔有着特殊的由来。
1898年7月26日，光绪帝的师傅、改革派人士孙家鼐上奏，将上海的《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康有为及其党人原本是想改《时务报》为官报，在北京设本部，上海设分局，派梁启超进行管理，负责筛选信息进呈御览，把控光绪帝的信息渠道，进而影响皇帝的日常判断，并借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
孙家鼐怎会容忍这个计划得逞？他回复皇帝，主张由京师大学堂负责呈览全国报刊，派康有为赴上海办理《时务报》。这个方案得到光绪帝的批准，不但打乱了康党的计划，还顺势将康有为支出了北京，以减少他的政治影响力。当然，康有为随后寻找借口，滞留不走，这才有后来敦促他离京的所谓“密诏”。从那时起，康有为就戴上了“钦差办理官报事”的头衔。但问题是，照会上盖用的钦差关防十分奇特。按照清朝制度，“钦差四品以下官员关防，清汉文钟鼎篆，长三寸，阔一寸九分”，而康有为的这枚关防，边框太细，篆文十分粗糙，且长宽比严重失调，与同级别制式关防的质量相差甚远。基本可判定，这枚关防并非由礼部奉旨颁发，而是由康有为自行私造。
康有为的关防
照会之所以被历史学家所重视，主要因为其中引用了两个“密诏”的全文，一个是让康有为与军机四章京商议解救皇帝的对策，一个是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多加保重以图他日。同样的照会，康有为还给日本驻华使馆发了一份。史学家们已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辨析，下文仅就照会中与书信相关的内容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9月14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人矛盾已经比较大了。光绪帝受到太后的严厉指责和警告，说他不应该草率地撤掉礼部的六位部长，警告他别想骤进新人、设“懋勤殿”之类的议政机构。早已阴云沉沉的母子关系愈发紧张。第二天，光绪帝给自己信任的军机章京杨锐下了一道朱笔上谕，上谕说：“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
这个密诏，被康有为进行了改易，此后多次对外暴露，即所谓的第一道密诏。他对外公示的版本各有差异，但共同点是康有为变成了受诏之人。例如，英国公使馆收到康的照会引用密诏说：“朕维时局艰难，非变用西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在这里，受诏人杨锐降格为排名第四的“同志”，康有为则突然冒出，成为最受信任的承旨之人。
光绪帝的本意是让军机四章京和“诸同志”拿出对策，要能继续改革同时又缓和与太后的关系，写好之后交军机大臣递上来；但杨锐传旨之后，康党想出的却是十分极端的方式，也就是杀荣禄、围颐和园劫后。谭嗣同带着这个方案去见袁世凯，劝他照此执行。袁世凯得知细节，吓得不轻，但表面上仍以虚词稳住了谭嗣同。待到慈禧太后听从杨崇伊等人的建议，回宫宣布训政，政变发生；继而袁世凯所密告的惊天消息被她得知，成为政变加剧、惩戒升级的重要推手。按照光绪帝原意，绝不会答应这种方案，否则，他怎能让这等一群人掉脑袋的事情去走“由军机大臣代递”的路径，唯恐别人不知？经由康有为加工的密诏，把“代递”一句也给删了。
第一道密诏的再加工，让我们见识到了康有为的文字手段：将真正的受诏人由第二人称变三人称，他自己突然冒出，升级为接受托命之人；删掉光绪帝交代的呈递方式，让旁人或后人误以为杀荣禄、围园劫后的系列谋划有光绪帝的背书。两版本的字句变动并不多，核心的实质却已被偷梁换柱。
我们进而再看第二道密诏，也就是光绪帝催促康有为离京的诏书。一直以来，它被康梁称为“衣带诏”，康有为以它用来自证身份，后来更是用作道具，在海外宣传“保皇”、筹集资金。但是，这个诏书从公示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怀疑。
1898年7月下旬，康有为接到上谕命他前往上海办理官报，这是孙家鼐的策略。直到9月中旬，康有为一直滞留北京不走。此事被人告发，才有了光绪帝9月17日的再一次下旨。但这个旨意，属于内阁明发，而非密诏，明发上谕说：“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然而，康有为在给英日公使的照会中并未引用这道上谕，他转述说，自己当天收到了皇帝的“朱笔密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汝可迅速出外，万勿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这两道上谕，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康有为转述的朱笔密谕，是如前一天那样对原诏进行的加工，还是他真的收到过林旭带出的“密诏”，似乎不太好判断。问题是，康从未出示密诏的原件，除了康梁一党，也并无旁人印证这一密诏的存在。结合他对前一份诏书偷梁换柱的动作，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很有可能是在作伪。
与光绪帝频繁接触的张荫桓深受皇帝信任，他的日记对皇帝语言的还原度极高。通过张荫桓戊戌年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该时间段光绪帝语言的一个细节：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习惯用“尔”、“尔们”作为第二人称（偶尔用“汝”），尤其是在命令或陈述语气中。在9月15日的密诏中，光绪帝给杨锐的原话是“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康有为改窜为“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同样地，康有为在各处公开第二道密诏时，反复说“朕命汝督办官报”、“汝可迅速出外”、“汝一片忠爱热肠”，以示皇帝与他的亲密关系。但是，这实在有点用力过猛，不但出卖了自产自销的密诏，也暴露了他与皇帝接触有限、不太了解对方语言特点的事实。
避难香港的康有为给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发了书信和照会，也给日本使馆发了同样的照会。他篡改了“圣君”的密诏，生造了天子的嘱托，痛斥太后“渎乱凶淫”，他还极力地向外展示着自己作为改革领袖和托命心腹的形象。只不过，他的秦庭之哭并没有奏效。英国人有着繁密的情报网络，也有着清醒的判断，他们说：“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捏造谎言去打击敌人，这岂不是自毁信誉、拆了自家的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作者：李文杰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