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罗马诺指出布鲁姆一些想要引起人们注意的观点也已是陈词滥调。例如这一段：

21世纪的美国正在衰落。如今再来读吉本作品的最后篇章令人感到害怕，因为我们可以从吉本笔下罗马帝国的命运看到自小布什至今的美帝国的模样。我们已接近破产，发动了我们无法负担的战争，欺骗了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里的穷人。我们的军队中有重罪犯，还有来自各国的雇佣军，按照他们自己若有似无的规则在战斗。美国过去的黑暗面仍在影响着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该如何对待显现出来的，正统治着我们国家的财阀政治、寡头政治，以及日益增长的神权政治？我们该如何应对正毁灭着自然环境的自发灾难？我们病得太重了，已经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当今社会中没有像爱默生或是惠特曼那样的人物。制度化的反文化趋势认为个体化是过时的，甚至在大学里，都在贬低着知识分子的价值。

《巴黎评论》1990年代初曾采访布鲁姆，记者问道是谁来编辑他的作品。布鲁姆的回答是：“没有人是我的编辑，我自己就是编辑，我拒绝被编辑。”不幸的是，目前看来似乎仍是如此。

按照正式说法，布鲁姆的《影响的剖析》一书重新评价了《影响的焦虑》一书。《影响的焦虑》一书曾被诗人霍华德·奈莫洛夫痛斥为“胡言乱语”，书里认为当今所有的诗人都被早期诗人吓倒，即便是当今最优秀的诗人也为了原创性而致力于“误读”前人的作品。然而，布鲁姆称《焦虑》一书是“关于诗歌的简洁、精辟的理论，脱离于除了文学传记以外的所有历史而存在”。虽然他也承认“这本书有点难读，甚至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本书“预示着不详”，“试图制造一种武器以对抗朝着我的许多学生们席卷而来的思想风暴。”

将《影响的剖析》一书视为一次回顾其早期工作的机会，将他在1967至1982年对“影响”的思考与过去十年来的公众反应结合起来，布鲁姆希望可以一揽子地表达自己“关于‘影响’如何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中发挥作用的所学所想”。如今，他将“影响”定义为“文学领域一种掺杂着防御性质的爱慕”。

罗马诺认为很难说布鲁姆是否有所改变。如今很多在第一线艰苦拼搏的文人们表示其实很多诗人并不会太在意过去的前辈们。而布鲁姆反驳道，他是在讨论“文学作品中所表露出的焦虑，不管作者是否感受到焦虑”。所以这并不一定是指后世诗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或许你永远不会碰到一个作者认为自己“受到假想中的死亡威胁，或者被前世的文人们完全控制”。在这一点上布鲁姆并不一定是错的。你不必是卡尔·波普尔（认为论文必须可证伪，才能说明是正确的）才能发现布鲁姆的问题所在。布鲁姆曾表示：“当学生问我，为何伟大的作家无法自成一派，完全不受过去文学的影响？我只能回答他们，那样做就是行不通的。”这正印证了诗人、文学批评家约翰·霍兰德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哈罗德并不特别擅长做解释。”

作者：编译/邱迪玉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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