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一的等式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这似乎是经济学家们一贯的做法，也是他们的理论目标。文学评论家加利·索尔·莫森（Gary SaulMorson）和经济学家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在《美分与感性》（Cents and Sensibility）一书中借鉴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著名的“刺猬与狐狸”的比喻来描述经济学和人文学的差别。狐狸与刺猬的区别，来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的残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莫森和夏皮罗以此类比：人文学家就像狐狸，总是在试图呈现和反映人性以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经济学家则像刺猬，永远在寻找对复杂现象的统一解释，他们喜欢将庞大而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成等式和模型，诸如供需曲线、反映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关联，等等。

莫森和夏皮罗还以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例来说明知识分子们对经济学的高度崇拜。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他经常强调“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被视为追求功效最大化的参与者在各种市场中，在一系列偏好中积累最适量的信息和其他输入的行为”。这一逻辑被贝克尔用来解释一切，包括生育、教育、时间管理、犯罪、婚姻、社会互动以及其他社会学、法律和政治问题。在关于家庭的研究中，贝克尔将孩子视为婚姻关系中特有的资本，这种资本产生的利益是，一对夫妇从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快乐。在莫森和夏皮罗看来，贝克尔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钱人相比穷人更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们在养育孩子上投入的时间更加昂贵，这意味着“投资成本”更大，因此他们更愿意少量而集中地投资，以获得相同收益。这种解释当然忽略了文化、心理、道德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当缺乏道德维度的经济分析作用于实践时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典型的案例是世界银行曾对非洲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作出的一项评估。盘尾丝虫病也被称为河盲症，是一种寄生虫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流行，会致人失明。1974年，七个西非国家聚集在一起，与捐助者联系并开始创建由世界卫生组织监督实行的盘尾丝虫病控制方案。该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它防止了成千上万人失明。然而，参与该方案的经济学家无法证明这项计划是值得的，因为受到帮助的人实在太贫穷了，拯救他们的视力不会带来经济效益。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称，“减少由盘尾丝虫病引起的失明和痛苦有人道主义好处”，但是，“这些好处从本质上讲是不可测量的，在这里我们不能计算”。换言之，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改善了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这是该项目如此令人敬佩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项目在经济学上并不值得。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差点中止一项被广泛认为是非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卫生干预措施。幸好，这个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1987年，拥有伊维菌素（一种防止河盲症的药物）专利的制药公司默克决定永久地将它送到需要它的国家。

莫森和夏皮罗总结道，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存在三种偏见：第一，它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总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纯粹结构性解释；第二，它不能真正解释规范或者处理规范性问题；第三，它不注重叙述，忽略了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讲述关于他的故事这一事实。对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来拓宽视角，并将这三个缺失的因素重新引入经济学——“现实主义小说是狐狸的领地。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境伦理源于实际案例’的这种说法是非常糟糕的。托尔斯泰已经在他的小说中意识到抽象原则不应该超过人类现实。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明确阐述过的一个哲学中的古老概念：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一般陈述解决问题。”因此，莫森强调，要通过阅读伟大文学来锻炼我们的思考习惯。夏皮罗也举例指出：“阅读小说时会发现，有些主人公好像不知道该使用哪个叉子，有错误的乡下口音……这能让你更好地预见现实生活中那些更贫穷的学生在刚接受精英教育时的不适应，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断裂。没有人比简·奥斯汀更好地解释这一点。”

作者：John Lanchester 译|陈瑜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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