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最显著的是于伦敦涌现出的前沿，即著名的“前线”。整个20世纪80年代，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在经历了警察和加勒比黑人、南亚裔、白人青年之间的对峙骚乱后，好几个街区都出现了一条地盘线。这些“前线”，比如肯辛顿和切尔西的“万圣路”，或是诺丁山或布里克斯顿的类似地区，在70年代是一起形成的抵御警察袭扰的阵地，同时也是警方建立的战略性“滩头阵地”。到了80年代，它们也很快成为去士绅化的前线。原伦敦警察总长肯尼斯·纽曼爵士在80年代初推出了这项前线策略，并在一次面向欧洲大西洋右翼组织发表的演讲中解释了推出的目的。他在演讲中引述道，“多族群社区不断发展”导致了“被剥夺的下层阶级”，他预计到了“犯罪和混乱”的出现，标明了包括上述前线区域在内的伦敦11处“象征性地点”，需要在那里采取特别的战术。对于每个地点，他认为“都有一个应急计划，警方能够迅速占领该地区并加以控制”。

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失业青年

前沿母题一直是伦敦日常生活文化泡沫中的一部分。同在美国各地一样，对某些人来说，“城市牛仔”带有一些鬼魅的风格。“是啊，如日中天般遍布伦敦，”罗伯特·耶茨说，“狂野西部的狂热分子都戴上自己的牛仔帽，上好马鞍，以为伦敦塔桥就是美国得州。”（1992）在哥本哈根，“狂野西部”酒吧开在一个高档社区里；在1993年5月因为丹麦投票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发的骚乱中，有6名抗议者在那里被警方枪击。从悉尼到布达佩斯，“狂野西部”式的各种酒吧和其他前沿符号不时地描述并点缀着城市社区的士绅化。当然，这个母题经常会有一个鲜明的本地外号，就好像伦敦的帝国主题，士绅化者成了“新拉吉”，而“西北前沿”则呈现出全新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在这个说法里，士绅化的国际性得到了更加直接的承认。

与每种思想意识一样，把士绅化看作新的城市前沿有其真实基础，也有其偏颇之处——如果不算是扭曲的话。前沿代表着能够唤起回忆的经济、地理和历史发展的组合，然而从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说，将这种命运寄托在社会的个体主义身上仍然只是神话。特纳的边界线向西推进，与其说是依靠个体的拓荒者、自耕农、衣衫褴褛的个人主义者，不如说是靠银行、铁路、国家和其他集体的资本资源。在此期间，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在大陆上的地域扩张来实现的。

今天，经济增长和地理扩张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这将效能赋予了前沿的意象，但是这种联系的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如今的经济扩张不再纯粹是通过绝对的地域扩张进行，而是涉及已开发空间的内部分化。在城市尺度，这就是城市士绅化与城市郊区化对比的重要性。总体上的空间扩张与细部的士绅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发展不平衡的例子。与真正的城市前沿相似，士绅化的推进，与其说是通过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动，不如说是通过资本的集体所有者的行动。城市拓荒者勇敢地前行之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小规模的和实力雄厚的放贷人、零售企业和国家一般早已前往了。

在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和国际资本都面临各自的涵盖在士绅化前沿之内的全球性“前沿”。不同空间尺度与城市国家化和国际化扩张发展的向心性之间的联系，在城市企业区支持者热情洋溢的语言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所谓城市企业区是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的一个想法，也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私有化策略的核心。斯图尔特·巴特勒（为极右翼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工作的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对城市弊病的诊断中，把内城转换成前沿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意象不仅仅是方便的意识形态表达。如同19世纪的西部，20世纪末的新城市前沿的建设是经济再征服的地域性政治策略：

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许多城市区域面对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我们没有把特纳解释过的机制（即本地的不断开发和创新观念）应用到内城“前沿”上去……企业区拥护者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环境，使前沿化的过程可以由城市本身来承担。

▲（尼尔·史密斯著李晔国译《新城市前沿》，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

回想起来，我想我第一次感受到士绅化，是1972年我在爱丁堡玫瑰街的一家保险公司做暑期实习时。每天早上，我从达尔基斯坐79路巴士，然后走半条玫瑰街到达办公室。玫瑰街是气势恢宏的王子大街后面的一条后街，长期以来都是著名的酒吧街，密布了夜总会和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酒吧，以及很多更加昏暗肮脏的、人们常常光临的地方（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小酒吧），甚至还有几家妓院（虽然传闻它们在70年代初就已经撤到多瑙河街去了）。这是爱丁堡酒吧聚集的地方。我的办公室下面新开了一家叫“骏马奔腾”的酒吧，它没有俗气的装饰，也没有因时间久远而撒落一地的木屑。这是一家全新的酒吧，提供用沙拉佐餐的相当开胃的午餐，这在当时大多数的苏格兰酒吧里都还是一个新事物。几天后，我开始注意到其他的一些酒吧也被“现代化”了；出现了几家新的餐厅——当然对我来说，价格太贵了，要不然我去餐厅的次数要多得多。因为许多楼上的房间也在装修，狭窄的玫瑰街总是堵满了施工车辆。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当我在费城那几年作为一名地理学本科生接触了一些城市理论后，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模式，更是一个戏剧性模式。我所了解的所有城市相关理论（当然，当时实际上没几个）都告诉我说，这种“士绅化”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在费城和爱丁堡，它又确实发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世纪7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我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我听到并爱上了兰迪·纽曼的歌曲《大河燃烧》，并视之为尖刻的环境抗议，但在1977年我到克利夫兰的时候，凯霍加河畔“平跟鞋”酒吧里的场景已经开始吸引雅皮士、像我这样的学生、号称“地狱天使”的飞车党和下晚班的码头工人。我想我看到了不祥之兆。我同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克利夫兰的朋友打赌说，这座城市将在十年内显著地士绅化，虽然她从未付过赌资，但是她不得不在还远未到十年的时候就承认自己输了。

本书中的论文涉及各种士绅化的经验，但它们更多是发生在美国。事实上，有四分之三的章节，特别是结尾部分对去士绅化的政治和文化观点的讨论，都是基于我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经验和研究。这显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些论点在其他语境下适用性的怀疑。虽然我接受劝诫，认为不同的国家、地区、城市，甚至街区的环境，都会有全然不同的士绅化经验，但是我也坚持在这些不同中，大多数士绅化经验会有相互共鸣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从纽约的经验中学到很多，而且纽约的情况能够大量地激发别处的共鸣。当卢·里德演唱《和你相约在汤普金斯广场》（收录在他的专辑《纽约》中）时，他让围绕着这座下东区公园进行的暴力抗争，立刻成为许多人能够识别的新兴“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国际符号。

作者：尼尔·史密斯

翻译：李晔国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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