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点马上会遇到新的反驳。批评者指出,我们可以承认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将其非学科化,但那只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就我们的研究方式而言,难道最终还不是表现为文本?正如绘画的最终成果是图画,虽然画家也要读书;摄影家的最终成果是照片,虽然他们也要游山玩水;哲学的最终成果必然是文本。而且,你(也就是本文作者“我”)虽然在提倡真正的哲学,可是,还是需要以一篇文章的方式展现你的观点和思索。以文本化的方式主张非文本化,你犯了语用学矛盾。就像你和小朋友玩躲猫猫,问:“房间里有人么?”小朋友天真地回答:“房间里没人。”成人马上看出小朋友自相矛盾了。
目前所谓哲学主要是文本化的研究方式。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里面存在着三种强度的文本化。
最强强度的文本化是无论研究对象还是表现形式都是文本。我们通常所见的哲学论文或者哲学著作,虽然就其内涵而言也许离开哲学很远,是一堆哲学黑话的堆砌,除了作者和编辑,没有更多的人阅读它们,但它们的确展现了这种工作方式。无论其研究对象是《孟子》还是《理想国》,总之是文本。而研究者仍然习惯于写出论文或者著作来表达其思考。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双重文本的工作方式所具有的内在差别。一种类型面对的是经典的哲学文本。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林中路》等等,其作者本身就是毫无争议的哲学家;一种类型是面对一般化的文本。从学科的角度看,对这些文本的归属甚至存在争议。比如《文汇报》上的一篇散文,也许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但是,它显然也可以纳入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对于后者我们目前的关注度还不够。
居中强度的文本化是面对所谓的生活世界,但是其产生的结果仍然是文本。注意,所谓生活世界,并不只包括当代的、目前的,也包括历史上的。换言之,就是将人类的一切历史和现实都包括在内的世界。比如我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想对上海的石库门进行哲学研究,虽然最终没有做成,但就其对象而言,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哲学文本,甚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建筑。
但是,这种工作方式仍然存在着文本化。不仅仅其结果是文本,而且在工作的环节中,仍然需要将非文本化的对象转化为文本。以石库门的哲学研究为例,当时我的意图是从中窥见上海文化中西交融的特征。显然,我们还是需要用一套文本化的观念来刻画石库门。比如,指出某个特征是传统的,某个特征则是西式的,等等。哲学研究即便在素材阶段,还是需要大量依靠文本,也就是记下很多笔记,主要表现为文字的笔记。这点和以素描为组成部分的画画很不同。
还比如,近期上海哲学界举办了两期以酒为主题的哲学讨论会。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哲学文本化研究方式的突破。翻检其论文,大部分文章还是在讨论文本中的酒,甚至经典哲学文本中的酒。比如,有一个作者写了《孟子》中的酒,思路新奇,显示了其对《孟子》的高度熟悉。但是吊诡之处是,以研究(经典)文本中的酒哲学为主题的论文大概是和酒本身的精神离开比较远的。
最弱强度的文本化工作方式是在研究对象、研究环节和研究结果三个组成部分上都尽量少地出现文本。但困难之处在于,这种最低强度的文本化显然不符合今日哲学研究的要求,越是成功做到这一点的,越是难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甚至越是不能被找到。
我们应该看到存在着如上三种哲学的工作方式。目前我们习惯于第一种,尤其是以经典化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方式。如果我们要开拓哲学研究的范围,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绝不是学院内部的事情,那么后两种工作方式乃至存在方式也需要注意并加以实践。说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也许过于高深,也会压迫目前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会容纳许多欺世盗名者(因为离开了文本,我们无疑更加难以印证哲学的水准),但无疑是值得主张和尝试的。因为那就是哲学。
这么说是不是在提倡蒙昧主义?是不是和哲学是反思、哲学是理性的运用等等这些关于哲学的基本认识相矛盾?也许当我们在说哲学是反思的同时,还要说反思是实践。如果说完全主张哲学是无字之术是勉为其难,我们只需知道有这么一种哲学方式就足够了,那么我们至少要知道并牢记:反思是实践。这绝不是将理论和实践相混淆,而是说当我们在电脑上敲下这些哲学性的文字时,我们以某种方式涉及了实践。文本化的哲学工作方式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因为那只是实践的一种展开形式。
写作在实与思之间,距离思更近。我所说的实主要指的是哲学研究应该面对现实。也就是在本部分所说的第二种或第三种强度的文本化所面对的现实。由于目前我们的哲学工作方式主要是第一种强度的文本化,姑且认为反思也是某种实践。这与其说是某种权宜之说,不如说是在更大的背景内赋予通常的文本化的哲学研究以合法性。
关于为什么哲学研究必须采取文本化的进路,有一种思路并不否认现实作为问题的源泉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思路认为,现实给予的刺激必须学术化。而学术化对哲学而言主要是文本化,否则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变成社会学调查了,甚至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了。对此,我们的疑惑是,为什么对于现实问题的疑问必须通过回顾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哲学史而获得解决?孟子怎么说在修辞上可以丰富我们的回答,但是在逻辑上就犯了以权威为据的逻辑错误。如果说这种解答是一种论述策略,目的是为了避免和现实情势之间过于紧张,是文人的雅兴或者自保措施,那只能说这是某些学者自己的选择,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如此而已。不过,当青菜太多,萝卜就成了稀罕物。我的意思是说,将现实刺激变得学术化,文本化的处理方式过于频繁时,将现实刺激直接以自身的思考“怼”过去,倒是更加珍贵的。
作者:蔡志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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