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我其实非常想用“最会做建筑的文人”来称呼您，不光是根据谈吐气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而是感慨于这么多年来，您始终致力于唤起中国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呼吁建立文化自信。

程泰宁:其实过去我们也讲文化自信。拿建筑来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就提倡“中国固有式建筑”;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要求建筑具有“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代，北京提出“夺回古都风貌”，在建筑顶部加小屋顶、小亭子……那段时间也宣传“民族化”、“本土化”、“中国特色”等等，但都是热闹一阵子就偃旗息鼓了，又重新回到“月亮还是外国的圆”的惯性思维。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论体系做支撑。而没有文化自觉，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作支撑，谈文化自信就是虚的，弄不好就走到单纯的民族自豪感甚至民粹主义里面去了，这是无法把“中国道路”坚持下来的。

文汇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建筑都在“仿古”和“崇洋”中间摇摆不定，没什么主动性和自发能力，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不自觉”?“不自觉”究竟是种什么样的表现?

程泰宁:“不自觉”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不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我曾经说过，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一个由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和现代的纵横轴相交的十字坐标，在不同时段，每种文化都会面临一个偏于纵向还是偏于横向发展的选择。两千年来，尽管不断有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沿纵向———通过自我更新来实现发展的。宋元以后一直到“五四”，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更新发展而衰落了，于是才有了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开始通过横向交流实现了走向现代中国文化的突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五四”过去快100年了，百年来中西文化已经出现了新的走向和趋势。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位强硬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亨廷顿都说“西方正在滑落”，“世界正面临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很多中国学者像张光直、季羡林等先生也在很早就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此，自觉地调整我们在十字坐标上的运动轨迹，在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实现中国文化的转换更新，是一个文化转向的节点，也是一个历史机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十字坐标中的一个新节点上，顺应形势，乘势而上，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反之，就是不自觉。

缺乏文化自觉，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上。现在很多人常常把中国文化混同于传统文化，其结果要么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封闭保守”，抹杀中国文化转换更新的可能性;要么就是不分主次、不分好坏地把传统文化中表面的、往往也是最浅显的东西拿出来混充中国文化，例如唐服祭孔等。其实上述两种现象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两种现象都反映了文化上的不自觉。

有一点我想再明确和强调的是:我们讲中国文化，要分清楚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指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两个不能混淆但又经常被混淆的概念。建构中国现代文化，需要在现代语境下，在系统深入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发掘、转换、提升，逐步形成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体系;一种能为世界上多数人所理解、共享，并且能够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中国价值体系。只有建构这样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真正支撑我们的文化　(也包括建筑文化)　健康发展。当然，这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很多人来完成的事业，但从现在起，就要有人去做，并且坚持下去。

文汇报:每个专业领域对中国文化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您极力想在建筑中呈现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又是什么?

程泰宁: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但回答这个问题，要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来理解。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对于建筑创作，必须要有哲学和美学支撑，否则就站不住脚，容易被人同化。有人说，西方建筑师也不是个个都有理论，他们不也在做设计吗?其实西方现代、后现代都有它的哲学和美学背景，盖里、扎哈不是毫无来由、横空出世的。尼采、海德格尔、雅克·德里达以及居伊·德波所批判的西方当代美学思潮就是他们的哲学、美学支撑。把“语言”作为哲学本体，在艺术创作中反传统，强调个性张扬，强调图像化、景观化的“视觉刺激”等等，对西方建筑师，特别是那些先锋者的创作有着直接影响。我不否认，西方的语言哲学、形式美学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对建筑创作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语言”为本体，带来了对“符号”、“建构”、“模式语言”、“空间句法”以及“数字语言”的不适当膜拜，造成了建筑创作的同质化和西方化，也禁锢了建筑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经过反复比较思考，我提出了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哲学本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哲学和建筑美学设想。我不想说它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最好的诠释，但它对建筑创作，至少对我的创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性。

文汇报:把“境界”作为中国建筑的本体，理解起来似乎有点困难，就好比人家跟我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样。

程泰宁:什么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手稿中说，“不期工而自工”是一种境界，有学者进一步诠释说，“妙手为文，能使其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即为‘境界，”。做建筑不能靠“形式服从功能”或“形式包容功能”之类的单向思维模式，而是要把影响建筑创作的多种因素，例如环境、功能、经济、技术等等，极为“自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应该是“浑然天成”的，建筑创作机制应该是“自然”生成的，这就是“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

文汇报:就国内的建筑学教育来看，您那一辈人用的是布扎体系，还有后来的包豪斯体系，直到现在也仍然是西方的一套东西。如果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理论体系的话，您觉得可以做怎样的构想或者努力?

程泰宁:以上面所说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我的设想是，它包括以“天人合一”为哲学认知的认识论，以“理象合一”为创造机制的方法论，以及以“情境合一”为审美特征的美学理想。关于这些，我已经写过一些文章，最近在计划用两三年时间把这些思路系统深入地整理一下，出一本书，主要就是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国文化精神”，以及它对建筑创作的重大影响。我认为从一个专业领域来探讨这个问题，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思考后逐步形成的，还只是个人观点。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需要更多人甚至几代人去做，我这算是“试水”吧。

作者：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  东南大学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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