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若是天天记日记，这样的习惯跟随大半生，那一个个落于纸上的文字，大概能堆起一个人的七八分样貌来。若是这个人生活于社会转型之时，又是业界翘楚，身边活动着最为人熟知的精英群体，那通过他的日记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轮廓；而这日记的主人又十分细致，从社会上层到底层，与生活牵连的枝枝叶叶，都记录在他纯作备忘之用的日记里，这样一部跨越38年又37天的日记，或许可以为同时期的历史作最好的注解。

这逾1300万字日记的执笔人，正是被称为“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一代宗师”的竺可桢。2013年12月，包含16卷日记在内的24卷《竺可桢全集》经历逾13年的编订出版，终于落下句点，皇皇24卷约2000万字的体量，也使之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自然科学家全集出版工程。2016年2月，两年一评的上海出版界最高奖项“上海图书奖”揭晓，特等奖花落两家，其一便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竺可桢全集》。

老科学家们的一份倡议

说起《竺可桢全集》的编订出版，作为此项工程核心人物之一的潘涛（曾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用了句老话：“天时地利人和。”顺着他与另一位核心人物樊洪业的回顾，倒真有一丝“天意如此”的意味。

《全集》的开头要从2000年讲起，那一年正是竺可桢诞辰110周年。竺可桢德望极高，一到生辰忌日，人们总是要组织各种活动纪念。1979年竺可桢去世5周年时，有很多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的门生故旧便酝酿成立竺可桢研究会，“竺研会”后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出版了5卷本的《竺可桢日记》摘抄本以及史料价值很高的《竺可桢传》，无意间也为后来《竺可桢全集》的编订出版做了铺垫。

为了筹备竺可桢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十几位老院士和著名科学家发出倡议：应组织力量增订出版《竺可桢文集》，其中就有地理学家施雅风、陈述彭、孙鸿烈，气象学家叶笃正等。老科学家们的这一倡议事出有因：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有《竺可桢文集》问世，但受到时代限制，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很多文章都没选进去。“院士们提出要为《文集》增补一些遗漏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做《全集》。”《全集》主编樊洪业回忆着这个13年工程的开端：倡议得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支持，路甬祥专门从院长基金中拿出一部分款项用于《全集》的编订；此外，老院士们还为《全集》的编订争取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立项。在多方努力下，2001年初中科院成立了《竺可桢全集》编委会。单看编委会成员名单，就觉得分量沉重，其中的顾问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许多跟浙大有关，如谈家桢、贝时璋，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出至少一本书。

当年3月1日，《全集》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并向海内外发了征集竺可桢文献的启示，具体的事务则落到了《全集》主编樊洪业的头上。樊洪业当时在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主持工作，他1990年开始研究整理院史，这为他接手《竺可桢全集》的编纂工作铺设了草蛇灰线：竺可桢曾是中科院的副院长，在早年建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相关资料自然是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搜集这部分资料，樊洪业与“竺研会”建立了密切联系。正所谓对的人遇上了对的时机，20世纪80年代为了方便《竺可桢日记》和《竺可桢传》的编订与编写，“竺研会”将竺可桢的日记从竺家搬出。1992年，竺可桢亲属和“竺研会”决定将日记、手稿及照片交由中科院院史研究室代为保管，那正是樊洪业工作的地方。身为科技史学者，樊洪业一直希望对20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作一个系统的研究回顾，竺可桢正是这段历史的代表性人物。大量竺可桢文献的到来让他如获至宝，那时他每天会抽出时间做两件事，一件是学习五笔字型输入法，另一件就是读竺可桢的日记，并用刚学会的输入法摘录其中的内容。樊洪业想在日记中了解这位大科学家一生的方方面面，这股冲动让他读了1949年后的大部分日记原本，收获极大。

《全集》编订工作启动后，樊洪业与做过竺可桢秘书的李玉海、沈文雄，竺可桢之子竺安、小女儿竺松及浙大北京校友会负责人戚叔纬5人组成一个主编组，又请了两位年至耄耋的老先生做特邀校审，一位是陈学溶、一位是黄宗甄。陈学溶1934年考入气象研究所第三届气象练习班，受过竺可桢不少帮助，他对竺老满怀感情，所以义务接手了《全集》的部分辨认、校对工作，文献原文中曾有一处数字差错，经他计算，被揪了出来，补注在《全集》里。“他说，他每天最想做的，就是守着小桌子这么一块面积，看竺老的文字，这就是他人生的追求和享受。”说起这段细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王世平语气充满了敬佩。

全集编订工作的起始，并非万事俱备：资金没到位，联系的几家出版社也谈不拢。“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赶紧做是当前最重要的，至于出版社就边做边看机会。”说来也巧，樊洪业的好友卞毓麟（著名科普作家）从国家天文台调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有次与潘涛一起到北京出差，三人见面后便聊起了《全集》出版的事。这事很快传到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当时的社长翁经义的耳朵里，翁经义当即拍板把《全集》的出版工作拉到社里。“那时没有任何基金资助，完全是靠出版社自己拿钱，所以我说他是‘好汉翁经义’”，樊洪业笑言。有了“翁好汉”的助力，《全集》这事终于有了完整的双翼，可以妥当推进了。

以对待文物的态度编订全集

竺可桢逝世后，科学出版社曾挑选一些主要的文章，出过一册《竺可桢文集》精装本；上世纪80年代，《竺可桢日记》也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过五卷摘抄本。相比之下，这次的《全集》实现了一次大扩容：收录的文稿从过去的70万

字增至600多万字；日记也由摘编本的300万字变成1300多万字。这扩容出来的千万余字又是些什么内容？

举几个例子。譬如日记，翻看1984年出版的《竺可桢日记》，每天每页都有省略号，日记甚至被整篇整天地拿掉，留下来的基本是跟大学教育、科技直接相关的内容。“在那个特别的出版年代，不可能原原本本呈现出来。”作为《全集》出版编辑组组长，潘涛十分理解当时出版的难处：“那时如果出全本，八成是出不来的，所以先出一个摘抄本，让学术界用起来，这五卷本当时竟然滋养了那么多学者从中‘抠字眼’，出了大量的研究文章，本身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话说回来，摘抄本中竺老思想的精华毕竟没有全面体现，从做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哪一句话是精华。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内容完完整整地体现出来，而且要尽量准确。”

此次足本，不仅补全了日记的内容，连带竺可桢留在日记补白处的接送信函记录、杂记、通讯录、读书笔记等都一并编订出版，潘涛随意挑了几个杂记中有趣的数字，一一指给记者看：“这里有购买杂志的价格、一月间家人的称重；这里是浙大一年来罢课天数统计表；他对掌校13年来教员的人数、经费如何变化也做了统计，甚至还对比世界五大强国的学生做了一个表格，你都料不到他会记录些什么。他对时代是敏感的，学校师生、柴米油盐他事事关心，这都是了解当时社会的一手资料。”科学史学者王作跃则为多出来的读书笔记吸引：“我们可以看见他一些思想的来源，可以看见他当时在琢磨些什么东西。你看，1948年的读书笔记里，他就关注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听证会上的讲话；当年5月的读书内容里就有了《列宁传》，说明他想了解苏联的情况，思想上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再看文稿，《全集》的文稿涵盖了竺可桢的专著、文章、讲义、演说、日记、笔记、诗词、信简、函电、批语、序跋、译文。1979年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后附文稿目录350余篇，《全集》收录的各类文稿达2688篇，这扩容出来的2000多篇文章背后都是故事。

1936—1946年的一部分竺可桢日记原本

“求全”

竺可桢文稿的搜集工作有一个标准：尽量找到其历史原貌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李玉海最有发言权——樊洪业说他是《全集》实现“求全”的首要功臣。根据李玉海梳理的文稿来源，《全集》里的文稿来自2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其中公开发表的文章来自近90种刊物，这数字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功夫。为了一个“全”字，编订人员生生把搜集工作变成了“探案”，线索或来自竺可桢的日记，或来自来往信函或其他资料，再顺藤摸瓜找到“真身”。李玉海记录了其中一个插曲：《竺可桢文集》183页载有《高空之探测》一文，编者脚注非常清楚地写明了刊物期数、出版时间，当他顺着脚注找到文章却发现非竺可桢所作，闹了个乌龙。“后来见到气象所1928年至1934年出版物目录，于1934年出版过《高空之探测》一书，署名竺可桢，14页。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开架翻阅中发现了《高空之探测》的单行本，夹在一些书的中间。由于时间已过去70年，纸张已变得发黄且脆，切口处已呈锯齿之损坏，字迹已模糊不清，不好利用。”李玉海反复阅览该文，终于发现了新线索——文后注释[7]曰：参照本刊第一卷第一号，张其昀著《中国之领空》第二图。“这说明两文刊载于同一刊物。后来我专查张文，查到刊载于《申报》1卷1号，而在该刊2卷2号上果然见到了的竺文。”还有一次，李玉海为了在《国风》中找一篇竺可桢的文章，却发现了未识的新文，于是普查该刊，有所收获。受此启发，他之后开始对重要气象、地理、科普刊物，气象所、浙江大学、中科院所出版的刊物进行地毯式搜索。而以此种方式搜寻的旧报刊就近40种。

以李玉海为主力，不少学者、竺家后人把所有竺可桢当年足迹走过、工作过的、业务联系比较密切的地方都做了查找收集：竺安出国，取回了赵元任与竺可桢之间的书信复印件；科技史专家王扬宗到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及台北“中研院”收集来了与竺可桢有关的材料；在杭州的竺碚把浙江省档案馆、浙大档案馆收藏的有关竺老在浙大时期的讲话、文章、会议记录全都收集回来。就连潘涛都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到哪里出差，都要去当地博物馆发掘一番。与此同时，一些与竺可桢有来往的科学家也纷纷把竺老的亲笔信和相关资料寄给了编委会，《全集》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而接下来的工作也不轻松，潘涛说，竺可桢的很多文章在杂志上登过，后来又收录到某些书籍里，再后来又编成书收到哪个集子里，过程中可能会有修改，因此存在有差异的多个版本。“有些做历史的人认为初版最好，有些人倾向定本，有的人则两者都喜欢，这就需要做一定的研究决定收录哪个版本或者哪几个版本。”

“存真”

《全集》的编纂一开始就订下原则：“求全”、“存真”，恰是竺可桢一辈子秉持的“求是”精神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体现，但也为这项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时至今日，每每想起，仍让潘涛喟叹。尤其是“求真”，难度来自于技术，也来自于社会、人情。樊洪业曾告诉编纂人员：“我们的编辑不是在给竺老改作文，而是要抱着对待一件文物的态度来整理《全集》，不是整旧如新，而是要整旧如旧，保持历史的原貌。”这意味着，当现行编辑规范与忠于历史保存文本发生冲突时，宁肯冲破现行的编辑规范。技术的难度，还可见于李玉海的体会：“竺可桢老的日记虽然篇幅大多工整、清爽，但作为私人日记，在记述时往往会根据个人习惯运用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的字体，并且还常常出现英文，时有俄文、德文、法文等外文与中文混用的情况，此外，还有很多方言及专业名词夹杂其中。如不熟悉这段科学史、不熟悉众多关联人物、不熟悉竺老笔迹与书写习惯，很难进行辨读。”也难怪潘涛称《全集》的编纂工作等于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涉及地理学、气象学、资源科学、科学史、教育史、科学传播、科研管理、中国近现代史等多个学科。“我不仅是在半学习、半研究，还要懂得传播，书出来了，哪些人需要心里要有数。只要把书送出去，不用多说，他们自然会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潘涛的眼中，《全集》是研究者与研究者的对接，他们的研究是为了让其他研究者用好这本书，这其中的关键是头一页的“编例”。编纂团队在“编例”上动足了脑筋，毕竟“编例”要能囊括整个项目，不能边做边改。那年头手机拍照还不发达，潘涛就一趟趟跑图书馆复印种种名人全集的首页，后来索性被逼成了一个众多全集第一册的收集者。

而对于“真”，除了编纂本身，还有另一层思虑：日记摘抄本许许多多省略号代表的那些内容都要拿出来见天日。这些较为敏感的内容涉及时代、涉及个人，比如竺可桢的家庭生活，比如日记里写到的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他们也会存在各种问题，有的是自私的，有的是刚愎自用的，都是全面而真实的人，在樊洪业的眼中，这就是历史，是抗战年代艰苦条件下很多人表现出来的不同侧面。

“当年还有老先生提过竺老的思想检查对竺老形象不好，是不是不该上。但要这样来看，解放后竺老原来已经养成的那套语言习惯、思想，与很多东西格格不入，他经常自以为非，会写一些东西检查自己，回过头来看，这是时代对一个老科学家造成的影响，有些方面肯定是扭曲的。我们反映的正是一个老科学家在不同时代的心路历程，所以哪怕是思想检查也要照录。”樊洪业说，过了一段时间，当初提出异议的老先生专门写了封信给他们说“还是你们做得对”。

对于这个“真”字，潘涛有着不一样的情感——上世纪50年代的“《科学通报》事件”，是学界的一个公案，竺可桢日记里连续多天都有写到，此事与他的老师龚育之先生（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相关。“我告诉他，日记足本里提到了这事，龚先生大家风范，也不着急，说等到《全集》出到这里，跟他有关的内容自然会送到他手上。只可惜他最终没能等到。”潘涛回忆起《全集》1至4卷出版时召开的那场座谈会上，龚先生针对市面上一些名人日记出现大段删节的看法：“家属和编者，是不是思想要再开放一点，对历史资料更尊重一点，不要完全按照现在的想法，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损形象啊，这个事情是不是会涉及什么政治啊，从编者的角度去处理，删掉很多，编者也许是好心，但是考虑未必很周到……由于他这么一处理，删掉了一部分，读者未必能够接触到日记原稿，而被编者删掉的这些史料，有可能对了解这个人、了解某一段历史还有重要性。”这段话完美诠释了潘涛对“真”的理解：“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在这个事情上一直跟他是相通的。”

因为“存真”、因为“求全”，原本就工程浩大的《全集》编纂工作越滚越大，出版速度并不快，除了第一批出版了头4卷，后来每年只能出三两卷。《全集》的封面上能看出微妙的变化：起初《全集》是“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后来前缀添加了“十一五”，再后来“十一五”又延伸到了“十二五”；前面几卷的封面上还写着文稿“1300万字”，到了23卷数字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了“2000万字”。13年间，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变成了面向市场的企业单位，社长换了三任，《竺可桢全集》终于出全。

在这多出来的字数里，许多学者有了新的发现，“摘抄本日记里1951年几乎没有任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的内容，《全集》出来后，王扬宗就根据足本的这部分内容，编辑了《中科院院史资料研究》的一厚本专辑”，王作跃介绍说。王作跃是科技史领域的学者，与竺可桢先生颇有些渊源，他的老师许良英是竺可桢掌校浙大期间的学生（“文革”期间主持编译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除此以外，美国的《科学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前几年找王作跃推荐并撰写中国科学家的相关条目，关于竺可桢近4页的条目撰写出自他之手。

王作跃自己就是竺可桢相关文献的受益者，他早年根据日记摘抄本完成了许多中国近代科技史的文章，最新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科技政策中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争论以及上世纪中期的留美学者群体，足本让他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1949年在美国有约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1949年到1958年大概有1200人回国，我现在正在对回国的和未回国的两批人分别做研究，《竺可桢日记》里有大量的关于这5000留美人员的详细记载。”从竺可桢的人生轨迹上，能找到5000人在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1947年竺可桢去了一趟美国，待了几个月，留下了大量留美学生和学者的信息；建国前后，其中有一批人回国，作为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参与接待了这些留美归国人员并承担起分配工作的任务，又留下了大量记录；1971年中美恢复交往，之后几年有大量科学家回国访问，如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其中很多人跟浙江大学有关，竺可桢的日记里也相应留下了许多关于留美华人科学家推动中美科技交流的信息，而且是当天当时的记录。“可以说《竺可桢全集》是我当前研究使用的第一位的资料来源，也是最可信的资料来源。”在王作跃看来，新旧版本，区别不只是增补了新的信息，而是改变了很多人们原来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增加了全新的认识，是质的改变。他希望《竺可桢全集》可以为今后类似的出版工程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

（节选自《一部科学家全集的演化史》，刊2016年11月1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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