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高龄远在广州的金承涛先生，以数年之力，编成其族《后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后裔谱志》，嘱余在最末说几句话。以区区曾襄助金先生编纂是稿，几次得睹全文，见证是稿编纂经过，自是责无旁贷。但自何角度谈，不免踌躇良久。现就读此谱志之感触，从谱志体例与历史书写、家族史研究中之大历史视野及文化与家族传承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想。

“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録。”

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的话。纵观古今中外，族谱（genealogy）始终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的亲缘关系投影。作为族谱核心和基本内容的“世系认同”（lineage identity），是人类为求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伦理法则之一，古今同理，中外等义。中国之谱牒学，最远可追溯至《世本》，然普遍认为，自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和《五帝本纪》开始，方开创后世族谱修撰和姓氏研究之先河。之后历经东汉，迭经魏晋南北朝，一直至隋唐，随门阀政治，莫与之盛。朝廷亦特设专门之机构谱局，凡涉及朝廷征辟及人事铨选，必先稽考其谱籍。如郑樵《通志·氏族略》即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唐以后，随着门阀世族瓦解，特别是科举取士逐步定型以来，朝廷用人，开始侧重考试，重策论而轻门庭，从而引发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深刻的“裂变”，此即世之谓“唐宋变革”，影响方方面面。而修撰谱牒，亦由朝廷掌管，转向民间私修，世风丕变。如欧阳修所作《欧阳氏谱图》，苏洵所撰《苏氏族谱》，被后世公认为编纂族谱的范本，亦奠定后世民间修谱的基本格局。至明清及近代，几乎是“家家问谱牒，身身重乡贯”。

清爱新觉罗皇族宗谱玉牒

宋以来的谱牒修撰，均以族为单位，强调以“尊祖、敬宗、收族”为其主要内容，重在“敬先睦族，无贵贱一，昌大门闾，光前裕后”。如上海图书馆藏宣统二年版《安徽建德县纸坑山周氏宗谱》，卷前周馥《续修宗谱序》即云：“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道在敬先睦族，无贵贱一也。”其他则为序亲疏、敦人伦、别婚姻、厚风俗、禁止子弟不端等。总结而言，其主要功用即是“显扬祖德，教诫子孙”，要使：（一）其族源、族祠有牒谱可考，（二）族内先代忠义节孝、懿德善行之可纪，（三）后嗣子孙毋忘祖宗创构之艰、天道报应之理，而益励其操修，以永永无坠焉可已。此一方面，固然是为家族昌盛久安之计；另一层面，亦是社会、家族一体，属于旧时整个社会纲纪体系、等级制度、伦理观念、社会阶层升降的一个核心环节，以辅正教。族谱修撰的背后是整个家族，是整个家族在社会及朝廷的位置。罗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教授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年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谈及早期中国（书中主要论列西周至战国时期）氏族、列鼎制度时，亦曾点明祖先墓葬是所属整个家族在社会及朝廷地位的反映。祖先仪型乡国，范式后世，而后起子弟，亦须知进退廉耻、忠孝道义，彬彬然头角峥嵘，如此方可“人文蔚起，服畴食德”。

族谱修撰，世俗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人事莫辨矣。如果没有按时进行，即可被认为有不孝之罪。其体例，即为考亭所云，“序昭穆，别疏戚，因流溯源，由本达枝，作谱以传，庶几不忘本也。”（参见朱子《胡氏族谱叙》）一般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先世遗像、恩荣录、族氏流源考、先世考、族规家法、祠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年谱、吉凶礼、艺文、名绩录、仕宦记、字辈谱、续后编、领谱字号等内容。其中谱名、谱序、遗像、先世考、世系、传记、字辈谱为常见的内容，也是各种宗谱的核心。谱名，为区别同姓他支计，一般系之以地名或地望，如晚清重臣周馥家族于宣统二年修纂族谱时，即名之为《安徽建德县纸坑山周氏宗谱》，以同县尚有其他周姓也，故别之以小地名。谱序，即一部宗谱的序言，一般放在宗谱的首位，少则两三篇，多则数十篇，内容包括修谱缘由、修纂目的、修谱经过、修谱人员、家族历史渊源、迁徒经过、郡望堂号、历代修谱情况及谱学理论等。由于请来作序之人都有一定之地位及社会声望、身份，甚至有的还出于当世鸿儒名宿之手，故此，谱序的文辞一般是质量极高的，谱牒研究者甚至认为谱序是一部宗谱上的“金色饰物”。凡例，顾名思义，是阐明一部宗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谱论，则是收录古人关于宗谱修撰的意义和作用之论述。恩荣录，则主要包括朝廷和地方官府赠贻的光耀家族门楣的敕书、诰命、赐字、匾额，或御制谥文、碑文等。先世考，则是对家族血统源流的考证，使族人知其族何时自何地迁来，知其本初。族规家法，是宗族自己制定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规。遇到不触犯国家大法的事，一般在自己族内解决，勿讼之公庭。如《建德县纸坑山周氏宗谱》所列“家规十八条”，即专门有一条“息讼端”，言：“族中倘有礼直受屈，当凭尊长公正人调处。即与族外亲友有所争论，亦应请两边公正人调处。不得已而讼于官，当警惧知止，不可健讼。我欲求胜于人，人亦求胜于我，互相求胜，而不败业亡家者几希，切戒之。”触犯族规家法，轻则叱责，重则打板子、不准入祠祭祀；“至于作奸犯科，贻羞宗族者，或不奉孔圣之教而入外教者，或不守王法而入放僻邪侈招事惹祸者，或不孝养父母久缺祭扫者，如此等人，概将草谱名字贴除，再过三年不改，永远除名，修正谱时，不准入谱”。何兹全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谈过他们菏泽何氏祠堂甚至有将不法的子弟“点天灯”者，此当非普遍族规，但亦可想见过去宗族族规家法之重。祠堂，是对宗族祠堂建筑历史、创制、方位等一系列有关内容的介绍性文字，亦会附图。世系，则是以世代的形式表示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承嗣子等承属关系。

体例如是，其编纂态度，以因要传之子孙，族内永宝，因此遵循详近略远、传信不传疑、宁缺毋滥的修谱原则和求实宗旨，是即是，无即无，不乱认祖宗，亦不厚污祖宗。此与史家笔法同。因此族谱、宗谱之可靠性，自不待言。而自古至今，亦一般将族谱、宗谱等同地方志，作为正史的必要补充，匡正史之不逮，补志传之不足。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二》即言：“纪传録：一国史，二注历，三旧事，四职官，五仪典，六法制，七伪史，八杂传，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谱状，十二簿録。”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内亦谓：“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参见章氏《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文史通义》卷八）可见家谱与地方志、国史都有重要之地位和作用，具有历史书写之共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尝总结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析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梁氏还盛赞章实斋“知族属谱牒之要”，撰《永清县志》，将谱牒运用自如于志，是“其长六也”。

金 承涛先生所编此本《后金杜度家族人物史略及其直承后裔谱志》，是就其族内自爱新觉罗·褚英特别是杜度以降，整个家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记载与人物生平事迹传稿。志稿以家族世袭爵位的各位先辈为主轴，旁及相关者，讲述近三百年间家与国之历史、一族内之变迁，钩稽沉隐，搜集靡遗，且每加以辨析及案断。金先生之所撰写此部志稿，为感喟过去清史中多忽略或有意掩盖其先祖褚英是建州女真的“三统帅”（按为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褚英）之一，曾长期参与统军和执政，不是如清史所述仅仅代父理政数十天而已；亦对向来清史撰写者或研究者凭臆断妄言褚英死后除爵、收没财产深表不以为然，因他们家族实际上不但保有封号、爵位，遗族还继续领有包衣佐领。此点光绪三十三年《宗人府第一次统计表》之第四表《宗室奉恩镇国公、辅国公爵秩衔名统计表》所列，亦可作为明证，“奉恩辅国公广寿”之名赫然在焉。以他们这一支在整部清史上的特殊地位，此部志稿不光可补正《清史稿》《清史列传》之不足，亦可与《玉牒》《满文老档》《八旗通志》等皇清资料相参酌，史料性与价值性俱在。

如章学诚谓：“史如日月，志乘如灯。灯者，所以补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于人物，但当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方为有功纪载。如史传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为之传，岂其人身依日月而犹借光于灯火耶？”（参见吴兴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之《修湖北通志驳陈熷议》）话虽如此，亦不必竟然。以金先生他们这一支的一世祖、创建镶白旗的多罗安平贝勒杜度为例。杜度在大清开国史上功勋卓著，是清入关前建功至伟的几位骁将之一，征多罗特部、征察哈尔、征朝鲜、征明，无役不与；松山之役，重创洪承畴，他是最高指挥者之一，功劳仅在多尔衮之下。《清史稿》卷二一六“列传三·诸王二”，及《清史列传》卷三“宗室王公传三”，皆有《杜度传》。然这些传记多本乎沈阳崇谟阁藏本《满文老档》（为金梁于1918—1929间雇人所译）。而崇谟阁藏本，是乾隆四十三年之重缮本，世称“小黄绫本”。重缮时因档册原件年久糟旧，字迹漫漶，缮写人员于杜度事迹不熟，抄录时不时误将杜度本事当作老满文字型极为近似且彼时大家耳熟能详的裕亲王多铎。故不光《清史稿》《清史列传》，包括《满文老档》，凡提及杜度处，张冠李戴，所在多多。如杜度为天命朝的八旗旗主之一，多铎也在天命后期被努尔哈赤或皇太极任命为旗主，弄清他们各自的史事，意义甚大。再如尼堪与杜度之关系及尼堪本事，金先生此志稿均能结合《玉牒》，辨正前人所说之误，以正视听，所涉者小，所关者大。

再如《东华录》及《清实录》中记康熙帝曾言“褚英后裔有为其先祖复仇之意”，金先生在写给笔者的一封信中曾说：“康熙朝杜度后裔人才辈出，陆续担任满蒙八旗都统的有四人，其中杜度之孙苏努曾任盛京将军八年，任镶红旗满洲都统长达四十四年，他的儿子勒什亨、舒尔臣亦受到康熙帝呵护提升，勒什亨任宫廷侍卫内大臣并身兼数职。曾孙普奇曾同时身兼正红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二职。康熙晚年又任命杜度曾孙阿布兰为镶蓝旗满洲都统。在康熙朝进入宗人府任宗正、宗人的有准达、苏努、阿布兰。这些任职几乎贯穿了康熙朝主要过程，可以肯定地说康熙帝对于这一支宗族，不但无歧视，而且信赖提携有加。在雍正时期为打击苏努及阿布兰，张廷玉在撰写康熙朝实录中秉承主子意图竟然捏造康熙曾说‘褚英后裔有为其先祖复仇之意’。此话显然与康熙帝多年的实际作为不符。雍正本人也擢用杜度曾孙普泰为吏部左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参与议政。普泰连续任职至乾隆元年，转任兵部侍郎。此‘复仇说’在民国初年竟被清史学家孟森囫囵引用，误导后人。”所涉诸史事及诸人物，金先生在此本志稿中，均有很好的辩正，细心的读者可参酌。

再如志稿中记其祖德裕公云：“宣统二年（1910）九月奉旨临危授命任盛京副都统，并充福陵、昭陵守护大臣，兼署金州副都统。代表清政府军方与日军代表乃木大将谈判。要求日方按照1895年11月8日中日签订的《交收辽南条约》各款执行，日军应由辽东各地撤出，坚持收回金州（大连）主权。他在各任职期中着力支持改革维新，预备行宪政。亦曾被推举为奉天各地满蒙汉八旗、内务府、宗室觉罗总代表上奏政军意见。”这些都是过去近代史研究忽略不察，地方史研究亦未曾道及者。《奉天通志》卷一九三有〈德裕传〉，说德裕公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后金龙兴故都辽阳城守尉时，讲求新政，“创八旗学堂、八旗铁工厂、讲演所”，可见是位胸有抱负、思想能跟得上时代的爱新觉罗宗室。诸事虽小，而所关涉者大，均可补官家正史之阙、地方志乘之遗。

清爱新觉罗皇族宗谱玉牒

走笔至此，亦须一言。族谱研究是当代家族史研究中极度重要的一环。研究者固然要关注所研究族谱、宗谱内所涉人物的个人命运、家族遭际，但更要注意大时代大变迁大背景下人物与家族、人物与社会、家族与社会之关系，细心体察。毛主席曾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参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1958年3月8—26日），此话为后来研究家族史、谱牒学者所常引〕此句话实可谓点出大历史视野下谱牒学研究的意义。以今天眼光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世界一体，信息互通有无，人文学科领域也观念日新、层进日深，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呈多维状况，同一件事，历史学家有他们的角度，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遗传学家看则是另外一个角度。当今进行谱牒学研究，均不免要同时关照它在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遗传学等学科之价值及意义。家谱的字里行间都存在鲜为人知的宝贵数据，家谱有着其他文献不可代替之作用。

结合金先生此志稿，以为它有如下价值：

（一）家谱的符号是姓氏，它首先是其家族变迁史，亦为现代宏观意义上的家族史研究提供史料。

（二）可以与《奉天府志》《八旗通志》《东华录》《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实录》《满文老档》《玉牒》等正史相互参证，甚至可补史志之阙。要知往往方志、正史未备未详，或者记载有误处，或恰恰详备于姓氏家谱之中。

（三）有助于为解决清史研究中所涉族内人物及历史事件之争，提供进一步研究之线索。

（四）为研究清代早期（雍正以前）爱新觉罗皇族内部宗族信仰 （主要指苏努家族之事）、皇族与政治之关系，及清代制度史、外交关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人口史，乃至北京史地文化，提供可研究的文献资料。

金 先生他们这一支，在有清近三百年间，虽非被封爵至亲王、郡王，但也是贝勒、贝子累代递降至入八分的奉恩辅国公，世代拥有所属佐领，世袭罔替，是真正的阀阅之家。《满文老档》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条，记大贝勒代善追述以前努尔哈赤时议政情况说：“尔先时尚不得入五大臣之列，台基德格类、台吉济尔哈朗、台吉杜度、台吉岳托及台吉硕托，早已随班议政。因尔阿巴泰在诸弟之列，幸得六牛录，方入诸贝勒之列，今尔欲欺谁乎？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衮、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之列。”（参见中华书局译汉本《满文老档》下册）入八分，《大清会典》中注释云：“天命年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朝会燕飨，皆异其礼，锡赍必均及，是为八分。”（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封爵”）此是后金时期，在当时特殊体制下，宗室中的高等阶层成员所拥有的特权及其某种资格。其特权，不仅仅限于按八分分财务，最主要享有议政权，即参与朝政、处理后金（清）军国要务权。当时能享有此权力者，在天命朝主要是宗室贵族中的旗主贝勒和非旗主贝勒，统称“入八分贝勒”。杜度在他们同辈中，封贝勒最早，在战场上智勇善战，终生征战，战绩恢宏。征战朝鲜，若阿敏与杜度久占不归，或拥兵自重，则八旗主力必将分裂，其后果必将造成后金、朝鲜以及清史之历史改写。他们这一家族在清初开国史上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入关后，随着中央皇权加固，八分体制解体，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走向瓦解，八旗宗室王公领主对所属本旗军队的统领权受到削弱，逐步为爵位制度所替代，但入不入八分，依然是一明显的等级概念与等级界线。崇德元年，朝廷制定爵位制度，从高至下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级，入关后又增奉恩将军，凡十等。而此十等里，“入八分公”（即“八分内公”）与“不入八分公”，是一明显的分界岭。如崇德元年封爵制度即明令：“皇子系庶妃所生者，为镇国将军。亲王侧室妾媵子，封辅国将军。郡王侧室妾媵子，封奉国将军。”（参见万有文库“十通本”《清朝文献通考》）以上即使有佳子弟，蒙圣恩，由皇帝“特恩”破格封为公爵者，亦不得入八分之列。当时封爵方式有两种，一系因军功受封，称“军功封”；另一系以皇帝直系子孙受封，称之为“恩封”。以军功封者无论王、贝勒、贝子、八分公均世袭，永不降封。以恩封者一般则每一代降封一等承爵。亲王降至镇国公，郡王降至辅国公，贝勒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降至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降至辅国将军，辅国公降至辅国将军，以后则世袭罔替，不再递降。清代共有世袭罔替的亲王、郡王十二家，俗称“铁帽子王”，其中八家以军功封爵，四家以恩封。军功封公，同与贝子，可世代领有佐领。恩封公虽也领有佐领，但一是数目较少，二是截世而止，不得世袭。如《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镶红旗辅国公阿布兰向宗人府报告他们家分继其祖父贝子萨弼佐领的情况说：“我祖父原有满洲佐领五个、汉军佐领二个。康熙三十年，我祖母于我兄弟分家时，俱交我伯父苏努办理之。”接下苏努报告说：“我婶母嘱咐我说，‘我与小孙子法布兰一起过，仲孙阿布兰给满洲佐领三个、汉军佐领一个，小孙子法布兰给满洲佐领二个、汉军佐领一个。’”（《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一四八号折）佐领按即受封牛录，府中属人的意思。其具体人数，努尔哈赤时一牛录三百人，皇太极时每佐领约二百人，康熙时百三四十人，嘉庆后则以一百五十人为率，于此可想见八分公府邸之规模。至光绪三十三年，宗室中入八分奉恩镇国公、辅国公爵秩世袭罔替者共二十一家，金先生他们家族居其二焉（杜度系与尼堪系）。于此均可以想见他们家族在有清近二百余年间之地位，虽不至过显，但世代王孙，可谓钟鸣鼎食之家。

钱穆先生说过：“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今所谓门第中人者，亦只是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为此门第之所依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敝不败？”“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容，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参见氏撰《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第五卷第二期〔1963年〕）此话移用于金先生他们一族，亦属妥贴。综观这部志稿，金先生他们这一支，褚英、杜度以降，雍正朝以前，可谓迭受严重打击，但整体并未消沉，代代出人，子弟见闻习尚，以悲情为动力，奋发自强，秉承其先祖识大体、顾大局、坚忍有为的精神。如金先生尝谓杜度从政稳健务实，终生领军，无一败绩，在逆境中上进有为。至清末民初，社会剧变，众多满蒙世宦之家逐渐败落，子孙如杜甫《哀王孙》中所写，“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但金先生他们一族在大变迁之下，在其祖父德裕公的引领下，不仅维护了兄弟各房家人的后续，而且使下一代能接受新教育、新思想，使整个家族能自立于新时代。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的。再如金先生于志稿中提及其母恒太夫人时说：“先母喜塔拉氏恒太夫人讳宝琳，力挽困厄，辛勤抚育吾辈成长，晚年履艰，开创新天地惠及子孙。社会在发展，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个人靠自强、自律奋发开拓，自祈福祉！”要知自晚清以降之一百年，为中国有史三千年以来从未有之大变局，金先生的父母经历晚清向民国之转变，特别是经历北洋乱局及八年抗战，真可谓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其母恒太夫人能不畏艰险，整顿家业，坚持子女教育以学业为本，真可谓目光宏远，识见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孟母之类前后辉映。

综上，可以想见金先生他们这一支之家风与文化信条。真所谓君子创业垂统，子孙亦仰体先志、修身慎行，与时俱进，诸事取法乎上，识大体，顾大局，坚忍有为。如此方至于今三百余年，谱系不绝。其家族文化，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

最后，想以一副骈偶句作为结尾：“百年世泽，赖此牒坠绪仅存；后嗣振兴，在各人立志自立。”

作者：孟繁之（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助理）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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