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迟从南宋以来的四百年间，建式本的发展未曾间断，其版本历史较苏式本和京式本更为悠久。建式本的核心地区为建阳，主要分布地为福建，而广东、浙江、江西皆受其影响。建式本版本风格的主要特征为，字体上字形较扁，排版密集，充分利用版面；笔画多弯曲，常带钩状，横画收笔常有一明显顿笔；版式方面，粗黑口、白口皆有，多四周双边；纸张多为黄色竹纸，部分官刻本用白棉纸；书籍尺寸较小，相应版匡也比较小，部分官刻本尺寸较大。建式本最典型的版本即建阳书坊刻本，如嘉靖十五年刘氏安正堂刻本《周易传义大全》。             

建式本的版本风格源远流长，至少从南宋开始已经形成其基本特征，南宋前期的版本如宋绍兴三十一年建安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刻本《文选》和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中后期如宋黄善夫刻本《史记》等。元代这种风格继续发展，如至正五年余氏勤有堂刻本《书蔡氏传旁通》等。明代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明末才衰落下去。             

建式本的各项特征反映到建式本的实物版本上，则集中体现为一点，即建式本的商品属性。书籍是商品，任何版刻风格的书籍都会被当作商品来买卖，都具有商品属性，但建式本的这个属性最为突出和鲜明。商品是书商营利的产物，必须符合经济利益，服从经济规律。             

建式本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的一些重要特点，即数量大、价格低和质量差。对于这些特点，当时的学者胡应麟《经籍会通》有明确记录：“其多，闽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胡氏又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纸张费用是书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降低成本，建本只能用差纸。但纸张太差也会影响销路，于是刻书者不得不加以改进。但不论如何改进纸张，成本低、价格低这一准则是不能变的，否则还是不利于销售。胡氏又直接对比各地书价：“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其印、其装为差。”建本在各地刻本中价格最低，还不到苏州刻本的二分之一、普通北京刻本（不含内府本）的三分之一和内府本的十分之一，可见其差别之悬殊。这说明建本“其纸、其印、其装”都比较差。这种价格差异决定了在市场上苏州本、北京本是不可能和建本在一个层面竞争的。苏州本、北京本要么不进入市场，要进入市场也只能走高端路线，否则不大可能有较好的销路。胡氏又直接评价各地刻本质量：“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各地刻本中，建本质量最差。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价格最低，其质量自然最差。             

建式本虽然质量差，却能与苏式本、京式本鼎足而三，主要依靠的是市场，价格低是其通行市场的利器。降低质量才能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才能降低价格，最终大量发行，以此保证书商的利益。因此，只要价格足够低，建式本就可以坚持原有的版本风格，不向苏式本靠拢，也能保证市场份额和利润。             

建式本中的官刻本最先分化出去，正是因为官刻本首要的属性不是商品，而是士大夫的文化需求品，带有一种文化上的趣味，即文人雅趣。如上文提到的福建巡按御史吉澄所刻诸书即属此类。部分坊刻本的分化也与此有关。如孙宗委托建阳书林吴世良刻其兄孙宜之《洞庭集》及建宁知府刘佃、建阳知县邹可张委托建阳书坊刻许应亨之《石屋存稿》，二书均为文人诗文集，在大多数书坊仍坚持刊刻建式本的情况下，这两部书不约而同都采用了苏式本风格，反映出委托人对苏式本有着明确的、共同的需求。

作者：李开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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