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回忆，1986年他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那年经济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举行了“纪念《国富论》出版210周年、《通论》出版50周年学术讨论会”，“当时是小范围开的，不太敢讲亚当·斯密，讲凯恩斯可以，因为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政府为主导嘛。”钟祥财介绍，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启动和最有活力的一段时间，西方正好也在进行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大调整，于是重新掀起了“斯密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提出搞商品经济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国富论》再次得以传播。据保守统计，1978年以后发行的中文版《国富论》就有二三十种，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杨敬年版、新世界出版社的谢祖钧版、华夏出版社的唐日松版、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胡长明版等等，销路都非常好。孙大权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重读《国富论》，是因为斯密主张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关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密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杨敬年在其译著序言中就明确提到：“我们今天正在从僵硬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论在客观事物方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都充满了矛盾。”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经典，学习亚当·斯密的思想，一定会对“学问和事业有所启发”。杨敬年译本根据的是斯密生前最后一版，即第五版，有页边注、注释和导读，非常便于普通学者学习，从2001年第一版至今印刷了16次，共发行了7.2万册。

值得一提的是，杨敬年1998年开始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高龄了。在2016年9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前，杨老还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稿，详细介绍了当年翻译的经过以及自己译本的特色。遗憾的是，就在会议举行前一周，杨敬年先生逝世，令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震惊和悲痛。这位70岁重返讲台，86岁退休，90岁笔耕不辍，100多岁还通过电话给学生上课的老学者，没有博士生导师头衔，却获评牛津大学荣誉院士。钟祥财特别撰文对杨老的学者风范表达了钦敬之情，他同时表示，老学者重新翻译《国富论》，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到了一个需要再丰富、再认识斯密的时候，需要通过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发展它。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