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一生没有出过欧洲大陆，却有着全球眼光，他在《国富论》中对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分类：英国和北美是蓬勃发展的国家，印度在衰落倒退，中国则是富裕而停滞的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在许多其他方面，旅行家们的记载虽有不同，而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到晚上就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工人那样，悠闲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他们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断地沿街四处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没有在陆地上的房屋，常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他们感到在那里缺衣少食，以致于渴望捞到欧洲船只所抛下的最肮脏的垃圾。任何腐臭的肉，例如死狗或死猫，虽已腐烂发臭，他们也十分喜欢，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喜欢最卫生的食物那样。”

关于“停滞”的中国，斯密以上描述生动又尖刻，对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他归结为这样几点：一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政策……特别爱护农业。据说在中国农业劳动者的境况要优于工匠，就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工匠的境况要优于农业劳动者那样。在中国，每个人的远大抱负就是拥有一小块土地，做地主或佃户都可以。那里的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当，对佃户有充分的保障”；二是不重视对外贸易，“除了与日本，中国人极少或完全不由自己或以自己船只经营外贸。他们甚至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自己的一两个港口……近代中国人极为轻视国外贸易，不以法律正当保护国外贸易”；三是压榨穷人和小资本家，不允许竞争，“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利润”。

斯密谈论中国，是要作为一个参照系论证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所以他在剖析原因之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在尹伯成看来，《国富论》中直接论述中国的部分，有其历史局限性：“斯密没从根本上讲到是封建制度阻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对‘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一两个港口’的分析，也招致学者怀疑，是否有为英国扩大对外贸易作借口的成分在里面。”当然，尹伯成毫无疑问地肯定了斯密眼光的毒辣，尤其是其对“法制”的陈述，他认为放在今天的中国来看，依然有启发意义。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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