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一）

石川祯浩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文著作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等，代表性论文有《孙中山致苏联遗书》《小说〈刘志丹〉案的历史背景》等。

石川祯浩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两年，自研究生时期便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是日本学界研究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被中国学者称为“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的大熊猫之一”。他考据史料功力深厚，10年著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该书出版后在国内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引起较大反响，书中观点多次被该领域学者引用、讨论。

文汇报：为何说马克思主义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知识革命”？

石川祯浩：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主义出现于当时混沌达于极点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的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的解决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新的替代价值观尚未出现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无疑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坐标。例如，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其著作一改从前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变得简明易懂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其文体由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本身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了。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李汉俊曾将当时的中国社会状态描述为“万里荒芜”。您为什么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是建党比较顺利的？

石川祯浩：李汉俊所说的“万里荒芜”并非指社会本身，主要是指文化方面，也就是说，在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时候，出版物很少。另外，李汉俊本人对于有多少人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心存担忧，所以他才会说“万里荒芜”。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如我在书中所说，在这样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者说解读还不充分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很多外在的助力。所谓“天时”，一个就是日本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用日语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当时得以问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恰好日本掀起了社会主义热潮，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

所谓“地利”，则很容易理解。中国与苏俄接壤，从苏俄派来的秘密特使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中国活动。相比之下，警察组织对于在日本活动的社会主义人士的监视、控制就严厉很多。在日本，尽管有很多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有很多工人，但是从苏俄来的人会遭到严密监视，他们无法接触到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可以顺利进行，但是组织就难以发展起来。相比在中国，从苏俄来的“密使”在日本根本没有开展革命活动的空间。

所谓“人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陈独秀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在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共产主义领袖，这反而会产生内部混乱，但中国只有一个具有权威性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所以中国的很多共产主义者都信服他，愿意追随他。所以，陈独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国际”组织。当时，陈独秀是受到“第三国际”的影响来组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其他国家则因为和旧有的“第二国际”有过联系，需要做出选择——是回归曾经的“第二国际”，还是加入新的“第三国际”？因此内部产生了不少分歧。而中国因为没有选择上的困扰，所以更顺利地加入了“第三国际”。

文汇报：根据您的研究，中国曾出现过多个以“共产党”命名的组织，请问这些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石川祯浩：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具体产生过多少个“共产党”，各家答案不尽相同。根据我的统计，在文献中有过记载的“共产党”组织有六七个。比如，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1920年由全国学联的积极分子发起的“大同党”，“大同党”与共产国际的特使有过联系，他们曾派代表出席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张民权组织的“支那共产党”，也曾试图联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有，江亢虎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不久成立的很小的组织“中国社会党”，由于后来江亢虎去了美国，该组织就不复存在了，但其在黑龙江的旧支部则于1921年派出代表试图参加共产国际大会；还有上海的“少年共产党”，就是原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如果由欧洲勤工俭学留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后来并入国内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的共产组织也算在内的话，就有7个这样的组织。

这些名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其实对后来共产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需要知道的背景是，当时共产主义在中国十分时髦，尤其受到青年学生欢迎。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但听到俄国革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动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运动，很多人都很兴奋，争相模仿俄国，以期改造中国。这样，就有了很多借着“共产主义”名头成立的组织，甚至还有由民国国会议员成立的共产组织。但由于陈独秀的威望高，这些“共产组织”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文汇报：在您看来，上海推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比其他地方，譬如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好在哪里？

石川祯浩：简单来说，上海是现代化大都市，交通方便，有很多工厂、工人组织，还有很多媒体、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早期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就是宣传，所以媒体出版的存在十分重要。而且,上海与中央政府脚下的北京相比，对社会主义刊物的压制要松一些，这也是上海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与北京的重大不同在于，上海有租界。在租界中，中国警察不能随便逮捕共产党人，所以租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共产党人的活动。有了这些因素，上海才成为了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反观在北京活动的领袖李大钊，无处可躲，最后躲进了苏联使馆，还被张作霖政府强行搜捕，这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文汇报：那么，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有没有借鉴国际上其他共产党的建党模式？

石川祯浩：就创建特点来说，中国共产党有受到各方认可的明确领袖——陈独秀，导致中国其他名义上的“共产组织”都无法与其影响力抗衡。另外，中国共产组织一开始便是“第三国际”系统的一员，与之前“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没有选择上的困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恐怕无法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临近的日本、朝鲜或其他国家，中国共产党都没有直接目击其共产党是如何组织运作的，只能通过翻译其他国家发行的刊物、纲领、党章间接接触。正因如此，“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对中国共产党建党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大家都没经验，只能听莫斯科派来的顾问的经验。

（节选自《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川祯浩：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刊2016年7月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本报记者 单颖文 刘力源  翻译整理 戎轶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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