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随着新媒体的形成，社会文化力量迅疾崛起，以密集时空、广泛参与、跨界移位与繁富样式展现出空前活力和创意，充盈着民族自信、共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具有日常美育、改良多元的特点，这些不仅为清末所缺乏，也和五四新文化相区别，在此意义上为上海都市新文化写下了极其灿烂的一章，其诸多范式为新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源自南社的国粹思想，这一新文化范式确立了以自身文化为本位而积极拥抱外来文化的方针，如1910年《小说月报》创刊时便声称“缀述旧闻，灌输新理”，“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收”。1921年复刊的《礼拜六》重申了“新旧兼备”的宗旨　(《申报》2月13日)。或如周剑云“何必分新旧”的主张，这类表述举不胜举。这与五四的“全盘西化”、“反传统”范式截然不同，无论“新旧兼备”或“何必分新旧”都表示一种文化自尊与自信，体现了理性、包容、改良、多元的精神，并从文化传统汲取资源，对于功利物质主义现代性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这些方面对于我们新世纪文化现状及其发展来说仍然富于启发。

1912年南社成立国学商兑会，高旭说：“今幸民族朝政，顿异曩昔，则吾社之宗风大畅而未尽者，非政治之发扬，乃在道德与文美耳”，后“二者之性质最为高尚，实含有世界至善之性质”(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人民大学出版社，页300)。这已预言了南社文人与政坛切割而从事“道德与文美”的趋向，因此许多人投入都市文化产业顺从了这一转型的要求，在去革命化中选择了“共和”，坚持对“专制”的批判。事实上各种文艺人才迅速聚集，藉新媒体全方位发挥“软实力”，以自律自赎的方式消解暴戾与仇恨，实践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平推进日常的进步，通过中西合璧熔铸一种新的爱与美的典律。这一以“美育”理念推进的新国民“情感教育”，如表现“高尚纯洁”的男女爱情与一夫一妻“小家庭”等方面，说到底在世界格局中属于维多利亚式的文明规训，在实现“中国现代性”目标这一点与五四新文化没多少差别，虽然内容、方式与结果不同，然而两相平行对照来理解现代中国是更为全面更为必要的。

对于这些南社文人，且不论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或更如杨天石说的“共和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他们是最有教养的一群，却显得低调，在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型来看他们的行为方式，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新国民身份。在这一社会力量崛起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的涵养与共和理念的召唤，人际关系呈现一种新气象，无论是同行跨行还是不同性别，相互尊重协力合作，一面为健全新媒体建制添砖加瓦，一面遵守法规讲究体面，虽然有矛盾，但很少有谩骂栽赃专断的现象发生。

尤其是民初女性的社会运动，无论社会实践还是媒体的影像展示，无论真实或虚拟，无疑是现代中国难得的奇观，像《眉语》那样的女性杂志可说是绝无仅有。她们多少含有保守文化政治，不像五四娜拉般激进，但对于社会与文化发展而言同时并存多种声音是更为健康的，所取得的进步也更为稳健踏实。

长期以来这一段历史被层层偏见所掩埋，提起那时的文学无非是遗老们一片哀鸣，或对所谓的“鸳鸯蝴蝶派”不屑一顾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回望这一段与“东亚第一个共和国”俱来的转型文化，其国民自豪、人性光芒与巨大创意皆弥足珍贵，它是上海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开拓胸襟从中获取教训与力量，而不应妄自菲薄。

最后让我们看1911年《妇女时报》第一期上题为“破天荒中国女子之凌空”的图像，当然这是虚构的经过艺术加工的。当时有不少这类图像，如1913年《小说时报》中“上海鲍金莲之乘飞艇”图，或1915年沈泊尘　《新百美图》中的《御飞车图》。自晚清《点石斋画报》以来报纸和画报充满关于欧美气球、飞艇或飞机的报道，激起中国人的无限向往，因而创作和翻译了不少乌托邦科幻小说，到了民初风气一变而转向实际，表面上这是对于女性未来职业的展望，的确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有了女飞行员，或更藉女体寄托了富国强兵的乌托邦想象。但从新媒体角度它成为自身运用想象与威力的展示，由作者与资本、读者的合谋而生产出充满希望的社会意义，遂超越了女体的消费性而成为一个“共和”时代的象征。

“破天荒中国女子之凌空”，《妇女时报》，1911年

“上海鲍金莲乘飞艇图”，《小说时报》，1913年

（节选自《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刊于2017年02月24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陈建华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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