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恰逢亚当·斯密诞辰200年，在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主流的情况下，国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在第20卷17号就刊出了纪念专集，里面写道：“我们觉得斯氏的学问和人格不仅可为后世经济学者的师表，就是其他学问家也可奉为模范，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的不必限于研究经济学的，无论何人都应该在这位经济学始祖的二百年诞辰表示一种相当的敬意。”这一期还发表了一批专题研究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成果。另外一本纯学术杂志《学艺》也出了“纪念亚当斯密专号”，还做成专书，收入《亚当斯密之价值论》《亚当斯密之工资论》《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关系》等文章，基本涵盖了当时学界对于亚当·斯密的兴趣点，非常详细。

这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必然要从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斯密及其著作予以关注，这就是1931-1932年郭大力和王亚南译介《国富论》的背景（晏智杰《〈国富论〉与中国》）。王亚南后来在1965年的改订译本序言中也说：“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与严复引进一个学科的动机不同，郭、王二人重视亚当·斯密及《国富论》角度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源头之一，有点“知己知彼”的意味。

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国富论》

很明显，克服严复《原富》的缺点自然就成了郭、王版本的长处，即从有删节的文言文版本变成了全译的白话文版。当时就书名还有过争论，毕竟“原富”流传的时间较长，很多人认为比“国富论”更为准确，而后者最先是日本学者所译的书名。孙大权还补充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之前困扰严复的很多经济学术语，到了郭、王这里已经不成问题了：“当时的留日学生把日本的汉字经济学名词传到了中国，郭大力、王亚南用流行的经济学名词进行翻译，无疑更有利于向大众传播。”郭、王翻译《国富论》时都很年轻，二三十岁左右，翻译的速度非常快，1931年、1932年分别推出上下册，最早由神州国光社刊发，出过2版，1936年中华书局再版，发行量很大，标志着斯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亚南

郭大力

彼时，伴随着多种经济学说的传入以及中国学者知识结构的丰富，他们选择与判断的态度进一步明确，对经济思想开始有多元化的理解（张申《〈国富论〉及其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但在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兴起的情况下，斯密学说无疑更多是被当作“反面”来学习的。1936年《国富论》发表160周年时，《食货杂志》开辟“斯密亚丹专栏”，陶希圣撰写文章探讨斯密思想，他对这位经济学创始人的洞察力非常钦佩，但明确指出斯密的自由主义不能救治中国，因为“在扫荡反动的社会残余上，自由主义虽有盛大的任务和功绩，为了发展这个由半殖民地向全殖民地衰歇的中国，使他从末期的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有计划的、国家主导下的统制经济形态，私人资本自由竞争这种“无组织的方法”“没有希望 ”。

1933年《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当时在上海各高校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学者唐庆增发表文章《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明确宣扬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今日……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也。……获得（Gain）为人类本性，现代化之障碍，既已除去，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皆自动的投资，不患资本之无着。如果实行……（统制经济）则人民之获利之希望小，甚而竞致灭绝，则资本之本源，更形缺少，所谓新生产方法新企业等，皆将成为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莫能自拔矣。”就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的关系，他认为要“以私人经营为原则，私人不愿意承办，或无力经营者（如重工业）应由国家举办”。

唐庆增早年在哈佛求学，深受“尊重传统，回归古典”的学风影响，经济思想倾向英国古典派，尤其是亚当·斯密。在他不同时期的著述中，都能看到亚当·斯密的理论介绍，比如1930年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1933年的《唐庆增经济演讲集》及1936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钟祥财认为，在当时多数人都坚信市场经济或自由竞争机制已经过时的氛围中，唐庆增一反主流，难能可贵。孙大权认为，中国近代许多学者赞赏斯密的经济学术贡献，却反对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唐庆增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斯密主义”者。

其实，从1931年郭、王版《国富论》发表开始，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传播斯密思想的做法，几十年都没有变过，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解放前，国内外形势严峻，都在打仗，谁还去研究经济思想；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全面否定了市场经济，斯密思想就更没有用处了。”据尹伯成介绍，《国富论》被看重的只是其经济学术价值而非现实价值。比如王亚南就认为，历史很快地显示出了《国富论》的局限性和错误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逐渐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从此，斯密强调的自由又自然的体制，已经失灵了。……尽管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还在不同意义上强调着自由市场经济，还在宣扬着资本主义的改造或再生，但作为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早已没有现实的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了。”（郭大力、王亚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序言）尹伯成坦言，现在来看王亚南的观点，肯定是过时了：“资本主义尽管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但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相反是把竞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还是要的。用这个来评判斯密理论，显然错了。”

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是顾准。1957年，顾准在《经济研究》第3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指出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探索的勇气，去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赢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因为企业会自发的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这种涨落就实际上在调节着生产”，顾准还尖锐地指出：“要想搞好经济，只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 ‘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孙大权认为，顾准实际上认识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价格机制这个“无形之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价值。然而，正是这篇论文，给顾准带来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1965年，顾准二度“戴帽”，被迫与妻子、儿女分开，蜇居中科院一斗室，直至1974年去世。即便是这样凄凉的晚景，顾准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写作，有学者在纪念顾准时曾表示，顾准就是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拆下肋骨当作火把点燃”的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无疑预见和启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模式。

钟祥财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十年动乱’由于剥夺了行为主体的经济自由，决策者的知识有限和个人激励的不足，使计划经济的短缺特征不可避免，而政治运动则是‘解释’和抑制这种失衡的无奈选择。”亚当·斯密在这一时期几无讨论的必要，而顾准超前的思想深度也使其成为凤毛麟角般的坚守者。

作者：孟珑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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