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怎样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很重要的主题。尤其在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的情况下，中国怎样在对外开放当中推动全球化发展，进而推动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来看看外部的环境变化，我有四个判断：

第一，现在处于后危机时代。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今天我们讲“逆全球化”也好，讲贸易保护主义也好，都可以归因于此。今天的低利率、低投资、低增长……一系列的“低”在经济学当中不能解释，2008年以来的高增长没有实现。

第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创。“逆全球化”思潮涌起，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放慢。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收入不平等、产业空心化、要素流动不对称等影响全球化发展。新的国际分工促使大家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上一轮发展当中总体上是比较好的，但是回过来看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出现的问题：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出现收入分配问题——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增长，但是如何分配讲得比较少；再看要素流动过程中，有些要素在这种国际分工中可以流动，比如技术、人才，有些要素不可以流动，比如低端劳动力，而且要素的快速流动往往是哪里收益高就往哪里流，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悖论——这个问题在欧洲、美国，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所谓“逆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更多人反对全球化。

第四，一些国家企图重新起草一套规则。零关系、零补贴、零比率……都在试图去做。WTO多边主义框架——几十年来维持世界贸易、投资、金融、安全、和平发展的规则秩序正在遭受一些大的挑战。

简言之，低增长、逆全球化、不平衡、规则重构，是我们今天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征。

再来看看数据：贸易几乎都出现了减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贸易只有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拉动力，现在贸易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逆全球化”加快以后，全球资本要素流动也在放慢。

贸易摩擦明显上升。大家不是在一个体制争端上解决问题，而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不平等的上升。我们看到，拥有财富逐年上升，按照以往的教科书，所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提高的时候，收入不平等应该下降才对，可是今天不是倒“U”型，还是正“U”型，是教科书的理论错了？还是今天实践发生了变化？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原来定好的、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面临挑战，这也使得我们今天在外部环境顺应规则方面遇到新的变化和挑战。

再来看看数据：贸易几乎都出现了减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贸易只有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拉动力，现在贸易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逆全球化”加快以后，全球资本要素流动也在放慢。

贸易摩擦明显上升。大家不是在一个体制争端上解决问题，而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不平等的上升。我们看到，拥有财富逐年上升，按照以往的教科书，所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提高的时候，收入不平等应该下降才对，可是今天不是倒“U”型，还是正“U”型，是教科书的理论错了？还是今天实践发生了变化？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原来定好的、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面临挑战，这使得我们今天在外部环境顺应规则方面遇到新的变化和挑战。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有不断开放，发挥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去引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是跟着“逆全球化”的思潮走。否则，世界经济将没有任何动力，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和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一定会受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强烈干扰，一定会引发增长与收益分配新矛盾。面临规则重构与维护多边主义体制变革带来新的挑战，必须思考在要素流动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如何高质量发展。因为发达国家上一轮全球化的结果是实体都跑到境外去了，这导致它今天的产业空心化，就业问题、不平等问题都跟制造业转移太快有关系。在服务经济占比很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实体经济仍然不能太早地退出——我们有一个叫做不能低于25%的比例——关键在于如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上海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在“第六届两岸自由经贸论坛”上的发言，选编时有删节）

作者：权衡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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