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5G技术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可以通过此类技术的广泛运用得到实质性的缓解。但在笔者看来，5G技术的进步意义虽然不容忽视，但对于新技术的过度期望，有可能使得我们忽略医疗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并由此为中国医疗事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忧。

从哲学角度看，手术用机器人其实只不过是更复杂的手术刀而已——它与手术刀一样，并不具备医学知识与医学判断能力，也无法承担任何医疗责任。因此，它无法取代医疗专家而成为医疗活动的责任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基于5G网络的远程手术技术的问世，其实是无法缓解使得中国医疗资源变得紧张的核心问题的，即优秀医务工作者在数量上的缺乏，以及在劳动强度方面的超负荷。相反，对于医疗发达地区来说，远程手术技术的成熟，反而会使得优秀手术专家的工作日程变得更为紧张，并带来一系列的资源分配问题。请试想：假设一位S市的优秀胸外专家一个月能够完成的手术上限是25台，而在前5G时代，这25台手术是按照来到S市就诊的全国病患的挂号次序以及各病人的危重情况进行排序的。与之相较，在基于5G的远程手术技术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大量没有财力来到S市的外地病患就可以在网上预约，要求得到专业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此专家每月所可能遇到的手术病例的数量就会成倍增长。要求专家不眠不休进行治疗当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对所有挂号的病患进行排序——但问题是：对已经挂号的病患进行治疗排序的应用伦理学原则又是什么呢？另外，远程手术技术带来的病患治疗成本问题也需要重视。譬如，在中国各个省市的医保系统没有成为“一盘棋”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异地远程治疗，是不是也会在客观上增加病患负担？

除了伦理问题外，远程手术技术的运用也会带来一些法律问题。我们知道，远程手术的成功实施需要异地医院之间的密切协同。譬如，在S市专家要求H市的医院配合对H市的病患进行远程治疗的时候，H市的医院就要保证手术机器人的技术完好状态，以及各种医疗药品的安全卫生。但假设H市的保障不到位，使得手术机器人的消毒状态不良，并最终引发了病患术后感染呢？在这种情况下，厘清S市医院与H市医院之间的责任关系，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而两个医院为了弱化自身责任，彼此“踢皮球”的可能性恐怕也会不小。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基于5G的远程手术技术的广泛运用需要复杂的社会、经济、法律与制度环境，若在预研匮乏的情况下就仓促推广此类技术，恐怕会为大量医疗纠纷的产生预埋下伏笔。

作者：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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