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

专业研究可以为谈论公共事务提供合法性（之三）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文汇报：您在演讲中提到大卫·布尔斯廷（David Boorstin）对新左派（the New Left）的历史研究不够客观的指控，于是有了你们关于客观、真实的争论。这是否就是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你们方法论所作的指控，可不可以说其实也是对你们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所作的指控？

AKH：确实，1960年代，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意识形态根植于方法论之中。那时候我们都有意无意地带着一套先见和假设，用各自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客观的，让所有真相都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成绩之一，就是认识到我们的提问以及解答的方法深植于这些先见之中，并且尽最大的努力来阐明这一点。所以，在攻击我们后来称之为共识派（the Consensus school）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指出，他们正在使用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而言是由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塑成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比方说，我们那时候经常提到的例子，就是因主张社会结构反映了人们所扮演的功能、而在1950年代声名鹊起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以家庭为例：男人外出工作时得有人顾家，于是女性学着料理家务、照看小孩，慢慢地对此就更擅长，进而变成家庭主妇，而男人就负责挣钱养家。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所以女性历史学家开始站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运作的唯一方式——如果你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识形态，就可以把封闭的问题开放，看到家庭所具有的多重功能，看到其如何维持并支持市场、劳动力和新生命的培育，然后再问，为什么女性被限制在家庭里。

我们1960年代及之后的一代新左派认为，社会科学家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所使用的方法，而在此之前没人注意到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就历史学家而言，有个不明说的想法里就存在明显的偏见——所谓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是组织社会的最有效形式。类似的概括当然也可以用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因为社会就是这样自我延续的，每个国家都会创造出一个认识其所需所图的逻辑体系。

新左派历史学家阐明了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当然，这让我们在有段时间里非常不受欢迎。但我们坚持说，希望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自己的偏见，认识到所有的历史都受到历史学家个人视角的限制。

文汇报：您在会上提到汤普森（E.P.Thomp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美国劳工史学乃至美国左派的影响，具体说了汤普森。现在，您能给我们谈谈霍布斯鲍姆的影响吗？

AKH：汤普森对美国左派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所说的民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crowd），他致力于理解为什么某种思想会从其传统中脱颖而出。美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劳工史学者，总是认为劳工运动强调的是民众的不满。汤普森则认为，这个群体有他们自己的道德经济学，知道自己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有些工人看重的是闲暇、休假，有些则看重足以养家的工资，还有则可能是看重从自己的手艺中获得的尊严感，或者跟老板的关系。汤普森确信，工人自己形成意识、继而跳脱出自己的文化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他的研究对于如何记录劳工们纷繁复杂的文化、如何对其影响作出评价，有很大的价值。他早年一篇写时间与工作纪律的文章指出，工厂工作的产生要求人们根据时钟而不是自己的安排来工作。而时钟在公共场所和产业现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服从与抵制的模式。

霍布斯鲍姆则是对人类行为如何塑形体制和政治日程更感兴趣。他早年对社会反抗的研究，以及之后致力于在兴起的劳工运动和国家政治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一个桥梁性的视角，以观察社会运动如何对国家发展建言。霍布斯鲍姆后来对资本主义和全球政治之间关系的探索，深刻影响了现在劳工史领域的跨国比较研究。

文汇报：美国的历史研究，是否如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所说，过分注重美国内部发生的事情了？他说，“美国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来做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您觉得在美国研究方面，国际化的视野有多重要？

AKH：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国际化的视野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我认为，不是我们在美国的历史学者必须去做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而是我们必须学习从世界其他地方做出来的历史。因此，我要把他的话倒过来说：美国的历史学界迫切需要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带来的视野——我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来到中国，我希望能够鼓励中美两国美国史学者的交流，以融汇不同的观点和视野，让双方都受益。

刊《文汇报》2012.09.24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