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彬是谢国桢的外孙，从1978年调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过世，祖孙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建国门外的永安里。“里里外外堆满了书，由于地方小，除窗户外的三面墙壁都被挡了起来，”谢小彬说道。在他的记忆里，外公喜欢在看书时点一根烟，因此屋子里经常是烟雾缭绕，由于看书太过投入，他的布衫上、裤子上全是烟灰掉落时烫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两室一厅，面积不大。在老伴离开人世后，谢国桢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间，把里屋的大床让给了外孙。“也许是担心睹物思人吧。”这么想来，谢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这番好意。虽说有血缘之亲，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谢国桢往往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么写文章、做剪报，要么见访客、谈事情。

除了遍布京城的饭店，让文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厂东街恐怕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动不便，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阅读访书、打听行情。那个年代的图书更新速度远不如现在，哪家店有什么好东西，谢国桢基本上了如指掌，而书店伙计也都认识这位隔三差五来访书的老叟，热情招呼着：“谢老来啦！”

谢国桢习惯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饭配馒头，到了上午九十点才起身出门坐公交车。因为行动不方便，动作总是很慢，上下车都要人搀扶。到了琉璃厂，谢国桢双手拿着拐杖背在身后，优哉游哉地走在前面，谢小彬则拎着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这幅画面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26岁的谢小彬也许会觉得闷，但现在，回忆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别号“谢三元”，谢小彬都会喜不自禁。所谓“三元”就是三块钱，谢国桢专挑便宜的书买，如果价格超过了三块钱，他翻完一遍就自觉地放下了。对于这种“抠门”的说法，谢国桢的弟子、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商传的理解似有不同：“老师眼力好，有本事讨价还价，而且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三块钱已经不算便宜了。”

琉璃厂的书商间曾经流传过一个关于谢国桢的笑话。有一天，老先生来逛书店，逛着逛着肚子饿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带钱。既来之则安之，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一家书店，跟相识的伙计要了一本不值钱的书，紧接着去了另一家店，跟老板讲一些关于这本书的典故，然后顺利出手，换来一碗炸酱面的钱。

如果在家吃中饭，裹着小脚的钟点工阿姨会擀制汤面或是包馄饨，有时买上两毛钱的肥肉，手脚麻利地做好一顿炸酱面。碰上在外访书、办事，谢国桢就会带着外孙或是学生下馆子，尤其是晚饭，基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店全跑遍了。与现在的“吃货”们相比，谢国桢对待吃的热情与虔诚一点也不逊色，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唯学问与美食不可辜负。

商传称老师为“美食家”，这可是有事实依据的。谢国桢生在北方，但毕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传的母亲是浙东人氏，烧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这个爱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喝了两口酒，脸色红润，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还摇头摆脑地哼起了京戏。”说起老师那晚的动作和神态，商传情不自禁地乐了。

另外一件难忘的小事，在今年历史所所庆时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时在外面吃饭经常要排队，谢国桢想了个办法，让年轻的弟子们先坐到桌上去，然后自己跑到队伍最前面，说：“我八十岁了，让我先买吧。”服务员没什么意见，但是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不乐意了：“让我们尊老没错，那几个等着吃饭的可都是年轻人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照顾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辈的感觉。”商传一直佩服老师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乐俨然成了一门有趣的学问。“我在这方面受到老师特别大的影响，不能把学术研究当成是任务，需要找一点乐子，否则日子会很苦。”对于谢老爱吃的解读，另一位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于商传：“老师是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吃饱了才有灵感做学问，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细微处见精神，学生们看到了随性，而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对于谢国桢的印象是“豁达”。他在《回忆谢国桢先生片段》一文中讲到“文革”往事，当时与顾颉刚、谢国桢两位史学界的前辈关在一起，“顾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书，也不说话，愁眉苦脸地一言不发”，谢先生则恰恰相反，“关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没人时他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

谢国桢执著于吃，何兆武也领教过几回。在牛棚里，他描述了自己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换一遍酒，一顿饭下来吃了十几道菜，换了十几遍酒。“说得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听了谢国桢的推荐，回到北京后，两人专程去西单商场的峨眉酒家去品尝“传说中的美味”干烧鱼。

何兆武评价谢国桢“具有老一辈名士风流佳公子的秉性”，虽然曾经因为购书吃回扣、在日伪占领区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质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确信他是一个热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就得到过谢国桢的帮助：“建国后我馆有《中国丛书综录》之辑，承以所著《丛书考》寄示，提供参考，俱见其热爱社会主义，事无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风义之高，令人钦敬。”（《回忆瓜蒂盫主谢国桢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历史所工作时担任过谢国桢的领导，“谢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轻人去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定都会支持。”历史所以前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谢国桢的办公室了。每天人来人往，都是来请教问题的，他从不推脱，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时会亲手为对方翻书查阅，寻找资料。这些琐碎的事，时间久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不耐烦，谢国桢却习以为常，看着后辈们有了进步，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谢国桢家的访客也是络绎不绝，五湖四海，长城内外，其中不乏慕名前来的年轻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建业在《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中记录了当时的见闻：“1979年，我想写一部《李贽评传》，就冒昧地登门向谢老请教。没料到谢老是那样的热情和诚恳，毫无专家学者的架子，不仅积极地为我提供有关资料，还在治学方法上给我以教诲。有时还会毫无忌讳地谈起他的过去、家世，真是赤诚相见，无所保留。”日来月往，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与人为善、替人着想，甚至会把对方摆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场病，谢国桢在东直门的中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状况不见好转，诊断也迟迟没有明确结论。家人和学生不放心，就商量着把他转到协和医院去。那边的消化科只接待部长级别以上的高干，为此还惊动了陈云，做了特别批示。转院前一晚，商传在病房陪着谢国桢，天色还没亮，老人就坐起来了，说要跟学生说两句心里话。“第一，我谢国桢一辈子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中医院对我不错，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转院？第二，你们不要做学问，都去做官，生病的话，住院比较方便。”这当然都是气话。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轮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开，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事情，只是闲聊似地告诉任道斌：“以前招收你们做研究生时，就想着把你们带出来了就好。”说这话时，任道斌与商传已经从社科院毕业，正式接过了老师的衣钵。

谢国桢走了，骨灰安葬在无锡青龙山。“我方愧恨自己对他的关心和了解实在太晚，也太少了。”（《怀念我的父亲》）女儿谢纪青为了纪念父亲，表达照顾不周的歉意，让儿子改姓谢，这就是谢小彬名字的来历。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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