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年前的中国曾引领世界，这种格局在随后的“大分流”（GreatDivergence）中被改变了。西方的发达主要归功于“安装”了六个“致命程序（Killer Apps）”，分别是竞争（Competition）、科学革命（TheScientific Revolution）、产权（Propertyrights）、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消费社会（Theconsumer society）和工作伦理（Theworkethic）。

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Laurence A.Ti sch）讲席教授，同时还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哈佛商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弗格森在英国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获得历史学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弗格森是一位在金融史、经济史、商业史和世界史领域享有世界盛誉的历史学家。至今为止，出版了14本著作，包括《纸与铁》（Paperand Iron: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虚拟的历史》（VirtualHistory: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战争的悲悯》（ThePity of War:Explaining World War One）、《罗斯柴尔德家族》（TheWorld’sBanker:The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等。

2004年，凭借《巨人》这本著作，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弗格森也是一名优秀的传记作家。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他正在撰写基辛格的一生。2011年，他的电影公司Chimeri ca Medi a推出了首部长篇纪录片《基辛格》，该片荣获了纽约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弗格森还是一名当代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评论家，他为大西洋两岸的多家报刊杂志定期撰稿。

历史上，为何西方与其他地方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比如用西欧与东亚作比较，两者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标准相去甚远。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西方与亚洲的学者已经花费数年时间来探究这种差异背后的基础性问题，但这个课题至今没有画上句号，期待有识之士可以继续付诸努力，去揭示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在讲演中所涉及的答案来自于《文明：西方与非西方》（Civilization:theWest and the Rest），这些都是假定的，而非盖棺定论。

让我们的视野转向600年前——1440年的苏州，在京杭大运河上有一座宝带桥。这座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象征了当时中国在建筑工程领域的辉煌成就，通过庞大而复杂的水路体系，中国的帝国经济被巧妙地结合起来。同一时期，放眼西方世界，根本不存在同等规模与发达程度的杰作。如果有人可以“穿越”到1440年，来一次环球旅行，那么印象最深刻的一站目的地必然是中国，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要是去一趟南京的话，你可能会更加心服口服。

与明代中国相比，1440年的西方城市不仅规模小得多，环境卫生也无法同日而语。比如中世纪的伦敦，公众健康状况的统计数据让人震惊（注：14世纪初期肆虐欧洲的淋巴腺鼠疫导致伦敦人口骤降至40000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及南京的1/20，而英格兰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37岁，近1/3的伦敦儿童在5岁前夭折）。早在1440年前，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发明了高尔夫，这让苏格兰人情何以堪？！因为后者一直声称自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三件礼物，分别是经济自由主义、威士忌、高尔夫。

在1800年左右，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东方国家的2倍、3倍甚至是4倍，并且优势渐渐被强化。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大分流”现象产生于1700年以后，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要让数据更加精确，并且找到新的理论与事实支撑。对我来说，最关心并不是“大分流”最早出现在哪个年代，而是在时间演进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差距为何突然间拉大了？

这里有一组有趣的数字：1970年代，在按购买力评价比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比中国人富裕20倍以上；如果是在1979年，一个领着国内平均水平工资的中国人打算去纽约生活，他会发现自己的收入只有普通美国人的1/70，可谓天壤之别。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人与印度人的差距没有中美之间那么巨大，但贫富的界线依然很鲜明，同样是1979年，一个英国人的平均收入是一个印度人的40倍。“大分流”的基本解释与帝国存在关联，但不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并非由诸如工资这些的细枝末节造成——我可以提供数据，证实相似的结论。

预期寿命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世界在进步，生活品质不断得到改善，但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大分流”现象。当你重回1900年，更准确地说，是1940年，英格兰、美国的预期寿命差不多是中国、印度的两倍，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生与死的问题、生育的可能性——婴儿的存活率在西方要高于东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一个容易被遗忘的事实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公共健康状态的改善使预期寿命延长了不少。

回望1930年的世界，曾有过令人震惊的短暂现象。比如印度直接被将近12个西方帝国所统治，除了美国，其余都是欧洲国家。这些帝国统治了世界版图上58%的领土以及相同比例的人口。尽管他们自己国家的领土只占全世界的10%，人口为31%，但在殖民地创造了更多的GDP份额。殖民者控制世界，包括中国的部分区域，“大分流”事关权力，而不仅仅是财富与健康。

我想强调的是，经济表现上的差异不是由于地理因素决定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20世纪进行过两项实证研究，去考察地理特征、国家认同的重要性。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发现德国分成了两部分，尽管语言相同，但东德与西德的制度不同，结果显而易见。第二个案例中，共同生活在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与朝鲜，拥有相同的文化传统，但分别实行各自的制度，“大分流”出现的时机甚至比德国更早。这就促使我不由得思考，地理、国家认同以及其他主流解释都站不住脚，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思想，是制度，它们主导了地理与文化。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后来却停滞了，因为政策与制度改变了。如果你想给一个青少年解释“大分流”，别去谈僵化的政策与制度。如何理解现代世界的“大分流”，背后又有哪些复杂的历史线索，我提出了6大“致命程序”，这听起来似乎更有吸引力——分别是竞争、科学革命、产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我希望表达的是，这6个与政策、制度有关的“程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框架，保障了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并让东西方之间渐行渐远。

第一，竞争。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去集权化，给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契机；第二，科学革命。学习、理解并且最终改造自然世界的一种方式，并让西方国家获得了军事优势；第三，产权。法律制度意味着保护私有者，同时解决他们的争议，为代议政府的稳定框架奠定了基础；第四，现代医学。科学的这一个分支改善了西方社会的健康状况与寿命期望，日后还影响到他们的殖民地；第五，消费社会。这种物质生活的模式使得生产与消费扮演了重要的经济角色，是工业革命得以持续的因素之一；第六，工作伦理。一旦社会出现不稳定，从基督教演变出来的道德架构与行为范式，是最好的黏合剂。这6个程序对于“大分流”的解释，要强过经验主义、地理、国家文化以及种族的解释。

我在“致命程序”中忽略了社会福利与民主政治，而是提到了与法律制度有关的产权。因为我认为前面两项不能用来解释“大分流”——出现的时机太晚了。如果早在1600年代就有了“大分流”，你就不能用工业革命来进行分析，更别提民主政治了。社会福利是1945年的发明，如果我们试图在收入与健康层面来解释“大分流”，只有等到社会福利与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

在17世纪，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迅速膨胀，通过印刷出版、社会交际以及大学教学而广泛传播，但这些没能逾越特定范围，即欧洲与欧洲在新世界的殖民地。

“大分流”在我们的时代终结了。美国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比例从最初的22比1变成了4比1，类似的情况也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身上发生。与此同时，“再次大合流”（GreatRe-convergence）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致命程序”下载到自己国家与社会的系统之中，因此就有了出色的表现。相反，恰在这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删除这些程序，进而导致功能退化。

世界正在经历的场景是：全球的经济水平差距将会逐渐缩小，发展中的“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将会超越“发达四国”（JUUGs：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在我看来，竞争力正在向东方转移；东方新兴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增强；西方国家的法治正在逐渐恶化；西方国家正在失去在医疗健康系统方面的优势；消费社会正在由西向东迁移；东方人的职业素养提高，工作更加拼命努力（每个韩国人每年要比德国人多工作1000小时）。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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