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曾抱怨、学术不知满足，这是谢国桢的一贯态度。在《谢国桢全集》的自述中，他是这么说的：“我一生在良师益友教督之下，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历史。又因为在图书馆做事，就想学习版本学，尤其想学习为研究学问指明道路和提供资料的目录学……这六十年来，碌碌得很，只写了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文字。”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谈谈谢国桢的学术成就，看他的自我评价是否足够客观。首先是《晚明史籍考》，在这本80万字的皇皇巨制中，著录有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朱希祖认为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柳亚子将此书喻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作为学生，任道斌对于谢国桢的著作再熟悉不过了，《晚明史籍考》在他心中最有分量。“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体现了民族意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有了抗清仁人志士的奋斗，才让清政府的政策慢慢改变。”任道斌表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爱国志士对明末的人物非常崇拜，但经历了清代的文字狱，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待老师这本书出来后，柳亚子、鲁迅都非常肯定。后来郭沫若还题了字，但是没有署名，这里面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六十年代，蒋介石鼓吹南明抗清事迹，怕对号入座，产生不好的影响，只好内部发行”。

《晚明史籍考》涉及的是明清史料学，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研究的是明清政治史。如任道斌在《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一文中所言，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一直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褒贬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议论流于简单化。“先生指出‘党’是‘士大夫阶级活动的运动’,‘社’是‘一般读书人活动的运动’，澄清了把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对明清之际一些正直的读书人、老百姓反对封建黑暗势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此外，《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明末清初的学风》《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等均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明末清初的学风》为例，文章解剖了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当时学者们在这场痛苦变革中复杂的思想情感，阐述各种学术形成的原因，论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这与“假、大、空”的不良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到了正面示范的效应。

任道斌曾对谢国桢的学术研究内容进行过总结：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二、明代经济史；三、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四、南明史；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六、汉碑、汉画和汉代社会生活。“综观先生的治学成就，可以用 ‘博’、‘约’两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约’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相与规律”。

在《谢国桢全集》出版后，李学勤也以他的所知所晓，概括了谢国桢的学术贡献。“首先，谢先生是史学里面一个重要分支——晚明史的奠基人。”他认为《晚明史籍考》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由于这个题目是梁启超出的，这也说明谢国桢继承了梁的新史学传统。“我读高中时对晚明感兴趣，就把书找来看了，后来跟着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更加体会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李学勤直言，尽管没有缘分做谢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晚明知识都是从对方那里得来的。

其次，谢国桢是公认的版本目录学大家。上世纪20年与清代的时间距离很近，晚明算是禁区，管得严，没法研究；另一方面，只有极其熟悉版本学才能做得下去。“谢先生有能力、有见识，可以用好这些资料，换个人就做不到，到哪去找这些书？”李学勤以今昔作比较：“现在写的提要往往都是虚的，犯了很多错误，但在那个时候，谢先生把书里面每篇文章都完整读过，严谨得很，这就是学习和研究的意义。”谢国桢在版本方面的眼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李学勤举了个例子，今天的旧线装书一本就能卖出2000块，可当时完全不是这样，价格很便宜，因此尤其要具备精准的眼力。

第三，晚年对于汉代的研究。由于“文革”时期的条件限制，加上谢国桢的年纪也大了，导致文章没有深入地展开，但内容很精细。“多年以来，他一直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李学勤提起上干校时，自己待了一年零三个月，郭沫若就把他调回来编《中国史稿》，谢国桢年老多病，也被允许回北京休息。“那段时间我为了编书稿找谢先生，他的胸怀特别坦荡，很支持我们工作，要看什么都可以，特别是汉代的一些材料。”李学勤介绍，在新版《中国史稿》里面，有一些插图就是从谢国桢处得来，特别是汉代部分。“比如《杨量买山记》，这是四川的一个石刻，拓本集很少见，但他就收藏了一本。”

在李学勤的讲述中，也透露出遗憾和无奈，因为谢国桢很重视汉代的文物研究，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可惜没能大展其才。“学者每每如此，想做什么事不一定都能做到。”翻看着《谢国桢全集》，他说自己很怀念谢先生：“当时由于历史原因，谢先生没能竭尽所能、发挥所长，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他的成就与贡献一定会更大。”

谢国桢留下的“遗产”并不局限于著书立说，还体现在他的心系后学与大公无私。任道斌眼中的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国，热爱学术的人，提出学术要变成天下公器。谢国桢花费毕生精力、省吃俭用，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收集了大批珍贵史料，包括明清笔记稗乘、别集杂史及汉晋碑帖、砖瓦拓片。信奉“物尽其用”的宗旨，他在1979年察觉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就给社科院写信，表示要把自己的收藏无偿捐献给国家：“以上这些图书非我个人所能私有，必须献给公家妥为保存，以便科研利用。”后又于1981年将获得的3万元奖金捐出，“作为增购此项书籍资料，提供明清史组研究参考之用，以期成为明清史研究资料中心”。

在谢国桢逝世后，社科院历史所曾专门开辟“谢氏瓜蒂庵藏书室”来保存他的大部分书籍史料，牌匾由顾廷龙题字，李学勤则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编写书目。后因办公场所的调整，这间兼具研究和纪念意义的藏书室不复存在了，所有书籍都被转移到社科院图书馆的善本部，所有权仍归历史所。

安静的房间里，还有侯外庐与熊德基两位老先生捐赠的藏书，而谢国桢的书籍最多，摆满了整整两排书柜。随意翻开几册书的扉页，上面都能找到落款为“刚主”的题跋。小楷写得一丝不苟，纸面泛黄，但黑色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辨，仿佛抄录、书写都是昨天的事。

作者：黄春宇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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