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古壁画

在我国，除了一直成熟发展的俄罗斯研究之外，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斯拉夫民族国家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在历时意义上有重合，在辐射空间上有交融，在国家交往、民间往来以及经济交流和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何谓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研究其学科构成背景、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与研究“一带一路”观念互为学理依托的。

2018年8月20—27日，第16届世界斯拉夫大会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此次大会被描述为是继1955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之后时隔63年再次回到塞尔维亚。2018年世界斯拉夫大会有来自44个国家约千人参加，大会组织者之一贝尔格莱德大学语文系教授彼得·布尼雅克撰文《国际斯拉夫大会传统及其前景》，文中列出2018年世界斯拉夫大会注册学者为1326人，除一般会议程序上的大会与分组会议之外，还包括31个斯拉夫研究者协会，以及论坛、讲座、展览、新书发布等环节。同时彼得·布尼雅克也认为根据以往的大会经验，会有20—30%的注册者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参会，所以本次大会最终参加者为900人左右，除来自斯拉夫世界学者，欧洲、亚洲和北美均有学者参加。

根据笔者参会观察，会议手册共分两卷，每卷约400页，另附一个类似于索引版的200页的会议流程，会议手册印数为1200册。2018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受到塞尔维亚的高度重视，不仅主流媒体作全程报道及采访，与会者还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接见并参加酒会。由于大会采取委员会制度运行，即每个参会者需要向本国斯拉夫学者协会提出申请，而我国目前尚没有加入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所以这次笔者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也是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参加此次大会。

世界斯拉夫大会运行机制

今天欧洲地理空间内的斯拉夫世界约有三亿人，但是斯拉夫研究并非只是涵盖欧洲斯拉夫民族国家范畴，它包括东欧、泛斯拉夫地区、乌拉尔阿尔泰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除了欧洲、北美以及中东对于斯拉夫研究保持高度热情之外，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东亚对于上述地区研究的活跃，与东北亚研究有交叉性。在我国，除了一直成熟发展的俄罗斯研究之外，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斯拉夫民族国家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在历时意义上有重合，在辐射空间上有交融，在国家交往、民间往来以及经济交流和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何谓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研究其学科构成背景、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与研究“一带一路”观念互为学理依托的。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特指斯拉夫国家研究、斯拉夫国家古文字学、民族语言学科领域、中世纪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研究、面向21世纪的斯拉夫研究跨学科问题等，上述问题一定意义上在我国学术领域中仍旧属于冷门或者相对边缘地带，是亟待拓展和补充的研究方向。而这些问题恰好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上得到全面呈现。所以，了解世界斯拉夫大会缘起及其发展，对于思考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对于从学术实体层面推进“一带一路”的有效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追溯“斯拉夫大会”历史可洄游至1848年布拉格斯拉夫大会；后在1899年有学者倡议召开斯拉夫语文学者大会，但是没有获得奥匈帝国的允许；而一度几乎确认的1904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斯拉夫大会也终因日俄战争的发生而搁浅。只是，无论从哪一个视角来观察，这三次斯拉夫大会都不能完全成为学术源头，其会议设想无论是否实现，都不可避免地成为19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秩序的投影，很难从学术源流给出阐释。单单就斯拉夫学术研究本身而论，斯拉夫研究（the Slavic Studies）或称斯拉夫学（Slavistics），作为独立学科，要一直到19世纪末才有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

至1920年代，作为浪漫主义理念的斯拉夫研究受到学者质疑，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就宣布，只要不持有偏见，“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已然永远被埋葬，实证主义的斯拉夫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参见罗曼·雅格布森：《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周启超译，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3期，第5—6页）。所以，后来被载入学科历史并且影响至今的1929年布拉格斯拉夫语文学者大会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呼之欲出，作为学术理念的斯拉夫研究得以贯彻和实现。必须承认，1929年，至少在表面上，欧洲帝国秩序被瓦解，不同民族崛起的愿望再一次出现，在斯拉夫世界，捷克、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渴望建立完整独立的斯拉夫学术研究的理想再一次被点燃，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应然成为学术中心，而后来雅格布森的个体学术经历也充分展示了斯拉夫学者的世界影响，为后来远离斯拉夫世界的斯拉夫研究打下坚实基调。1929年，世界斯拉夫语文学者会议给予斯拉夫语文学以新的方向，这一方向至今并没有随着地缘政治变化而剧变。这一点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中仍然可以发现。

▲塞尔维亚古斯拉夫文字

1929年，布拉格斯拉夫语文学者提炼的主题为历史、文学、语言学和教学法。本次大会共有544名学者参加，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布拉格语言小组和后来纽约语言小组的核心成员，罗曼·雅格布森的诗学思想成为会议主流，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的灵感正是“来自于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以及克劳·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雷纳·韦勒克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12页）。1942到1949年，雅格布森先后在纽约“自由高等研究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出任斯拉夫与比较文学教授，就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文学语言做专门深刻的研究，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斯拉夫文论构建，并且将之纳入世界文学与世界历史范畴，隶属文学、语言学与语文学的整合图景。雅格布森所涉猎的斯拉夫文学与语言学，捷克文学，斯拉夫民俗学以及中世纪斯拉夫研究，对于西方文学、语言学和哲学产生重要、深远的学术影响，雅格布森被认为是“美国现代斯拉夫学的奠基人”（C.E.汤森:《美国斯拉夫学发展简况》，方也译，载《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期，第70页）。

1929年布拉格大会之后，斯拉夫学者一致认为，布拉格斯拉夫语文学者的贡献集中体现为确认了共时和历时意义上研究语言事实，虽然功能结构（专门历时）语言测试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它必须诉诸实践，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得到确认，必须为这一实践寻找材料，是斯拉夫语文学学者的使命。概括来讲，这一基于实证主义观念的研究理想一直是世界斯拉夫大会的宗旨，在2018年会议中，来自美国的学者巴兰·亨里克就现代斯拉夫研究方法发表演说，依然是以罗曼·雅格布森美国斯拉夫学发展为例，关于雅格布森的研究始终是斯拉夫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诗学普遍性是其研究要义。

继1929年布拉格会议之后，特别值得关注的应该是1955年贝尔格莱德大会。在“解冻”图景中，这次斯拉夫大会就会议组织形式、创建斯拉夫研究文献目录、交换出版物等问题进行讨论。整理二战后斯拉夫研究成果、同来自不同国家的斯拉夫学者保持密切学术合作、给青年学者以援助等决议，也都在此次会议上得以通过。来自斯拉夫国家和其他非斯拉夫国家的学者在贝尔格莱德这一中间地带集会，于9月15日至21日召开斯拉夫大会，大会再次强调语言、文学、历史和民俗是斯拉夫大会的讨论主旨。会议也通过了组织机制，即决定采取委员会制度，命名为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会（MKC）。协会是建立在各个斯拉夫国家委员会基础上的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意在延续1929年布拉格传统，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在斯拉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等领域的科学合作。申请加入这一学术组织的国家或者自己创建独立的斯拉夫研究方向，或者选择加入已有的主题研究委员会。MKC下设普通语言学协会、斯拉夫历史、古斯拉夫词典、斯拉夫学历史、语音学与音韵学、斯拉夫构词学、中世纪斯拉夫文化、词源学等协会，除斯拉夫国家之外，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也是MKC成员。比如在2013年明斯克斯拉夫大会上就增设了现代斯拉夫修辞协会，成员包括波兰、奥地利、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等国家。2018年贝尔格莱德会议8月23日其他学者休会一天，31个协会召开例会讨论工作计划。我国目前尚没有加入MKC。

作为语文学和文化转移的斯拉夫观念

秉承1929年斯拉夫语文学者大会精神，讨论现代斯拉夫研究首先必须面对斯拉夫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各个民族语言研究，实证主义精神在这里并没有被摒弃。举例来讲，斯拉夫语言单元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大会上细分为若干话题，笔者在这里一一列出，或可给我国斯拉夫学者做一参考。比如，在词源学与斯拉夫语言比较历史研究项下划分为原始斯拉夫语言的产生、原始斯拉夫语言与原始波罗的海语言的相互作用问题、原始斯拉夫语言及其方言问题。同时，讨论斯拉夫语言演化历史，非斯拉夫语言与语族对斯拉夫语言的影响，古斯拉夫语言与教会语言研究，古斯拉夫语言与宗教语言对于斯拉夫标准语言的影响等。单就斯拉夫语言历史的话题，就包括了语言语法历史、传统研究领域的语义学和词汇学、语言交往条件下的斯拉夫语言发展和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标准语言及其与民族方言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言研究强调必须绘制详尽的斯拉夫语言地图，强调语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地域分布和传播情况、地域语言学对绘制方言地图的影响，具体实践操练环节则提出应该将保护方言动态活力和简化问题结合起来，比如重新编纂方言词典。和方言对比研究的城市语言研究则是加强斯拉夫民族方言和非斯拉夫语言交流，分析方言对于城市语言的干扰研究以及在大众传媒领域的方言研究。

众所周知，斯拉夫语言中语法体系极为复杂，所以除了语言修辞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传统话题，本次大会也讨论语言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学理根据是跨学科研究或许在学科合法性方面要求更高，但是不可回避的是社会语言学，语言政治学范畴内的斯拉夫民族语言研究，欧盟语言政治和教育政治背景下的斯拉夫语言学习和研究的二语习得已经形成，必须面对。基于此，心理与神经语言学研究、语言文化学、民族语言学、类型学研究、计算机语言研究、.网络资源斯拉夫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法研究必须呈现，作为总结的是如何整合现代斯拉夫语言标准化和规则问题，其标准语言的界定和功能发展也成为热点问题。

而相对于语言学意义上的“准确性”问题，作为文化转移的斯拉夫研究在2018年贝尔格莱德大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辩论，辩论的焦点还是学科发展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关于所谓范式的争论，是反对语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的辩论。比如斯拉夫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中世纪文学诗学研究、中世纪文学体裁研究、中世纪文学与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等涉猎文化转移和对比研究都成为一种“学术存在”而受到格外关注。斯拉夫文学修辞研究、文学传统和今天斯拉夫文学研究、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现代斯拉夫文学理论视角研究都参与到这次会议争论当中。

斯拉夫文学的文本研究、斯拉夫文学与非斯拉夫文学相互作用、信息技术时代斯拉夫语言与文化问题以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视域下的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研究、不同历史阶段斯拉夫文字发展、.斯拉夫文学中的基里尔和梅福季文字传统在今天的研究以及如何界定斯拉夫语言文字的新里程碑研究，上述种种问题直接关联到现代斯拉夫文学翻译。必须坦言，现代斯拉夫文学在翻译过程中遭遇很多问题，比如，翻译进程研究，语言学和其他文化符号传递特征，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翻译中的古希腊传统、拜占庭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传统研究，作为哲学思想、宗教和政治思想研究的斯拉夫文学翻译，而这些无不涉及现代斯拉夫历史研究方法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具体来讲，.斯拉夫文学与文化期刊研究，媒介、诗学、修辞与体裁的参数变化，民族文学史的解构与建构，政论研究与大众传媒，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绝对性与模糊性研究，斯拉夫文学批评价值研究，等等，如果将这些“不准确”问题加以总结，则是斯拉夫研究如何面对21世纪智识世界的问题，是欧洲化、全球化与斯拉夫文学的问题，是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相互交融问题，是文学与文化的乌托邦——泛斯拉夫主义、现代世界的斯拉夫学与后殖民问题、斯拉夫文学与文化中的移民以及迁徙问题的研究。

▲东正教堂壁画

至于斯拉夫文学与文化中的人类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本次大会回到本体论视阈，不逾界，命名为“我们和其他”。讨论内容涵盖欧洲文学文化范式与斯拉夫文学文化范式，斯拉夫侨民文学研究，国际学术背景下的斯拉夫民间传说、民俗学和神话研究。溢出斯拉夫世界的外国学者们争议不断的仍然是“斯拉夫学”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对于斯拉夫研究历史的重新爬梳，斯拉夫研究学派及其对语言学和文学的影响，教育史和思想史中的斯拉夫学。

质疑声音还是来自斯拉夫研究如何做到转型问题，即理论与方法论的转型，包括斯拉夫研究方法论的传统与创新，人文学科的斯拉夫主义和新范式，作为比较研究视角的斯拉夫学，斯拉夫学与文化学，广义与狭义概念中的斯拉夫研究，斯拉夫国家作为斯拉夫研究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责任，斯拉夫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比如学者А.С.多贝奇娜提交的报告是《苏联和后苏联斯拉夫研究领域内（1917—2017）保加利亚第二王国（1185—1204）的研究流变》，强调历史文本自身和学术史研究以及作为斯拉夫精神传统等几方面问题的叠加研究。

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

或许正如翁贝托·埃克所论断的，我们对于符号系统的观念深深植基于如今已经相当世俗化的社会，所以学术也不能完全免俗。带有某种世俗符号学和摹本特征的斯拉夫研究在今天的智识层面仍然是一个需要被观照和被解读的位置，似乎担心它缺乏建构本体论和形而上的能力和机制。这些担忧表现在不同层面，最突出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个新的断裂时代正在斯拉夫世界出现的观念，虽然它在斯拉夫世界实际推行与应用时候还是遇到了阻力，但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学者眼中，凡是遽然使用新概念都存在学术餍足问题，斯拉夫语文学者认为这些概念包括后冷战和后苏联等。现代斯拉夫研究最大的变化在于必须做好准备进入全球智识竞争，守成与转型问题并不例外，比如在对待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这一传统斯拉夫语文学研究问题时，波兰与斯拉夫世界并不完全趋同，波兰的乡间诗歌是维吉尔《牧歌》式的风格，类似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参与讨论是否必须具有“统一的斯拉夫心灵”问题。

▲2018年斯拉夫大会的音乐会现场

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斯拉夫大会的学者，我的困扰是，我事先并不了解来自斯拉夫世界的学者基本都使用本民族语言发言，尽管他们可以流利地掌握俄文、英文、德文等语言，但在一个讨论小组里同时听到俄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捷克语言和保加利亚语言发言，这一点是必须适应的，据说会议历史沿革便是如此。而置身于巴尔干半岛炎热的夏季尾巴上，在没有空调的会议室，我的经验是在事先做足功课的前提下，使用自己掌握的俄文知识，听取报告时候不要看发言者，低下头用力听，是能够理解百分之四十的内容的，虽然须要警醒的是，或许丢失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犹记得有几位发言学者语速极快，而我压根无法判断这是波兰语还是克罗地亚语还是其他语言时，几乎眩晕的感觉。曾经私下里问过来自捷克或者匈牙利的学者，他们都表示理解没有问题，至少可以听懂百分之八十，我很怀疑自己陷入了一种热浪下的语言幻觉，三天之后，我基本可以在俄文逻辑的帮助下不再迷失在各个发言小组。

2018年8月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作出决议，2023年世界斯拉夫大会将在巴黎举行，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在非斯拉夫国家举办世界斯拉夫大会。总体上来讲，世界斯拉夫大会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而如何在我国学界以新的方式开展和推进斯拉夫研究则是值得思考的学术实践过程，并非单纯学术训练问题。（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上海市哲社“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课题之“‘一带一路’”视阈下的现代斯拉夫研究[2018ZJX004]阶段成果）

作者：田洪敏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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