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公天一生事业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即著书、编书、编刊，且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与积极的社会责任。

由于历史变迁，毕公天早已远离世人视线。但时人对他有“名满海内之文学巨子”（《申报》1918年10月26日，第1版）的称誉，又或谓“文名满天下，神交盈海内，愿一见风采而未能即得者，岂独余一人而已哉？”（陈嘉言：《序言》，《国民快览》第12期，1923年）个中自不免溢美之辞，但其人之声名可以想见。有关其生平资料，以《苏州民国艺文志》“毕公天”条最为详尽，我们据此可知他系江苏常熟人，“民国时期曾在吴瑞书后，接任《苏州日报》主编，时至1945年”，另编、著有《慕侠丛纂》《趣海》《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辱国春秋》《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大观》《青年谋生锦囊》《尝胆录》等书（张耘田、陈巍主编：《苏州民国艺文志》，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131-132页）。惜哉仅为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甚至其人生卒年只得“不详”二字。加之某些著作或许不曾经眼，既无详细介绍，亦有理解偏差，难以窥得毕氏传奇生涯全貌，更无从见出其人之巨大声望与影响。今笔者广为搜讨，检得毕氏生平及相关资料若干，可使我们的认识有所完善和深化。遗憾的是仍存不少空白，有待来日递为增补。

概而言之，毕公天一生事业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即著书、编书、编刊，且各项工作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与积极的社会责任。

著书

毕氏著述甚多，尚无系统整理，今所知有《辱国春秋》及散见各报刊、书籍的评论、序跋若干种，今据掌握资料略作介绍。

《辱国春秋》，四册，上海辱国春秋社1915年印行，今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该书系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末情况之详细记述，“自日本条件提出以前种种之原因，至中日新约交换以后种种之补救，分为一百二十章，凡各种异同之条文，交涉失败之真相，列强对华之态度及其公论，中外报纸之论调及其记载，与夫激昻慷慨之函电，沉痛抑郁之文章，逐段逐节附以按语，或查考今昔条约以为比例，或参酌同人意见详加说明，与他家一味载录者不同，而毕君编著之精密有口皆碑”，既有爱国热忱，更兼细致考量，故而社会反响极大，时人称誉此书“取左氏大辱国意义，仿春秋体例而纂者……兹以董狐之直笔，纂辱国之春秋，惊神泣鬼，足以唤醒今后之人心。呜呼！辱莫大于不知耻，凡我知耻之不同胞，不可不人手一编。”随着此书的流行，袁世凯深为恐惧，下令阻碍发行，“不意大皇帝愈阻，而小百姓愈购，故□今风行海内，阅者靡不拍案称快”，其于世道人心之意义甚巨。

毕氏另有零散文章若干，其核心关注仍在国家、民族、社会问题。这其中既有对立国根本的思考，譬如说民国肇始，毕公天却不无隐忧，“其意盖为国民未改其习惯，当轴得便其私图，必内争益烈，从此多事，其论文详载当时沪报”。毕氏言行看似保守，但其立足点不在前后政体优劣之比较，一应判断出自他的政治识见。目睹多年来的世事变迁，他对掌权者的自私和专权有了沉痛的体悟，不能不心存疑虑。“迨项城尊孔命令公布，其又推论袁氏之心即司马之心，因断其将来不为华盛顿，必为拿破仑”，又如“而余近又见其对政府咨询之议论，凡涉是非利害诸端，靡不剖析详明，动中肯綮”。其文虽不存，但时人的评价俱在，足咨证明。其对时事判断的内里，实为对一般民众的深切关怀，他在郁慕侠《余之不平者六》一文后有如此评语：“吾国自改专制为共和后，他人则或为大总统、或为大都督，独公天仍旧是个小百姓，不平不平真不平”，调谑的背后，实含讽刺与辛酸。

又有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有鉴于当日社会之黑暗败坏，郁悼盦编成《小黑幕》一书，毕公天深为欣赏此举，特地撰序以为鼓吹，文不长，全录于下：

近今黑幕潮流汹涌澎湃，举各界之中，靡不有黑幕。在吾人不幸，行丁斯世，日与黑幕相激战，几致避无可避，破不能破。本社憾之，于是特辑是书，以饷国人。阅者诸君手披一编，不特各种黑幕之真相洞瞩无遗，且可免受黑幕之欺，是为编辑此书之苦心也。

其一片热心肠昭然可见。

毕氏以文学家的身份名世，但其创作多亡佚不存，今检索得以下数篇：爱情小说《不忍离》，刊《好白相》1914年第4期，7-10页。情节很简单：一男子路上偶遇债主，向他索要当日娶妻所借之款。他回家后因无计可施而沮丧懊恼，其妻得知情况后，打算去王富翁家做佣三年，拿工钱还债。父子二人共同将她送到王富翁家，离别之际，痛苦流涕，王富翁得知情况后深为感动，不需此女前人做佣，将工钱奉送，只要求他们“但以后终要克勤克俭，立业成家，不虚耗我一百二十元之数可矣”。此后不数年“家道已小康矣”。故事很温馨，却没什么出彩处。另有：

《昏夜运动官场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载《滑稽杂志》1913年第1期，第29-30页。

《滑稽联》，载《滑稽杂志》1913年第1期，第47页。

《两百两字之滑稽联》，载《滑稽杂志》1914年第3期，第74页。云“某知事固风流绰约一翩翩美少年也，近为钟情某名妓而失职，因以滑稽长联赠之”。

《四海题襟集：赠梦花馆主》，载《滑稽杂志》1914年第3期，第108页。

前三篇系游戏之作，赠诗一首也属平常，仅此不足以见出毕氏的创作才华与特色，所幸从他为《慕侠丛纂》所作序言中可以大致了解其文学主张。该文起始就概括了当日文章写作的两种风貌，“有以词藻胜者，有以奇异胜者。以词藻胜近六朝绮丽之习……以奇异胜近嘉祐太学之体”。他对这两种倾向显然都不满意，故期待“试问有昌黎其人为之起衰者乎？”和“试问有庐陵其人为之救正者乎？”他对于“文”之写作的基本主张是“吾人读书论世，发为文章，要贵实事求是，固无取乎词藻与奇异也。”换言之，一则有为而作，一则重视文章内容即“意”，而不取乎形式雕琢与刻意取巧。当有人因他编纂郁慕侠的文稿而提出“慕侠之文，朴实而无词藻，平淡而不奇异，奚丛纂为？”的质疑时，他正色回应，既是为郁慕侠庄严辩护，同时也是对自己主张的详细申发。其意思有两层，一则“人心如面，各有不同，文字亦然，故汉魏以还各有派，虽曰随时代以变迁，要视其人之性质何如耳”，他列举贾谊、司马迁、谢庄、王融、刘向、董仲舒、徐陵、虞信、柳宗元、欧阳修、江淹、韩愈、苏轼诸人的创作风格为例，说明“同以文章名世，而气象之不同”，不可限于一定规程。郁慕侠虽不同时好，自有其特色与风貌。进而他通过杜牧、陈师道等人的观点，强调“文以达词，词以达理，非关乎词藻与奇异也”。究其实，郁慕侠的创作特点可谓有为而作、发愤著书，系对屈原、司马迁创作理念的弘扬和继承，这是毕公天所崇尚的，更是其所追求的。

编书

毕氏所编之书众多，门类也较广，首要的仍与其拳拳爱国之心相关。譬如《尝胆录·附学生救国始末记》（上海：文友社，1919）。为了牢记历史，不至落下“西人谓中国人最富健忘性”的口舌，加之鼓舞民心士气，他又编成是书，“内容有蔡元培、汪精卫、伍廷芳、张謇、孙文、王正廷等数十人之言论，有中国新地图、山东省全图、青岛图及各种新插画，有诗、词、歌、赋曲、联语、戏剧脚本、爱国格言及小说等名人著作，有学生救国始末记，其余要目甚多”。前后两书，一为事件始末之记录，一为国人热血之凸显，前者述往事，后者追来日，相得益彰。《尝胆录》印行后，求者甚重，“自夏历十月以来，蒙惠购第九期《国民快览》诸君，纷纷函索《尝胆录》，足征热心爱国，可敬可佩。惟近日函索者，统计每日约有五百余起，敝处虽有专司其事之人，无如日晷有限，每日寄出不过二百余封，现积函已有二万余件”，幸赖此举，国民精神为之高涨，时人亦高度表彰此书价值，期待“我血性男儿，卧薪尝胆，早雪国耻，以期自存，毋贻西人最富健忘性，与五分钟热度之诮也”。此书的发行同样遭遇麻烦，“惟值兹国事蜩螗之际，海内竟有无故戒严之区域，而近日各处寄来之邮件，间有盖当局特派专员检查邮件之戳记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良可慨也”，尽管如此，为了“以利交通而便邮寄”，只好“将措词激烈之言论稿，悉行删去”。前后两书都遭到了时局干扰，真当得“虞山毕公天，今之董狐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也”之褒奖。

又有游戏之作，如《趣海》（上海：文友社，1915）。其出版广告云：

是书五花八门，趣味浓艳，凡世间有趣的文字，无不容纳，因名《趣海》。类分四十，曰趣影、趣论、趣文、趣方、趣牍、趣说、趣问、趣答、趣经、趣史、趣傅、趣记、趣题、趣解、趣章、趣律、趣状、趣判、趣谕、趣告、趣字、趣画、趣谈、趣表、趣电、趣闻、趣诗、趣词、趣歌、趣赋、趣联、趣剧、趣曲、趣调、趣谣、趣声、趣令、趣术、趣谜、趣屑，篇凡四百左右，都十万余言，无篇不趣，无句不趣，诚说部中空前绝后之作也。

又有实用之作，譬如《青年谋生锦囊》（上海：学海书局，1934），该书系上海学海书局委托毕公天编纂，计十二册，分十二类：

总论类，关于青年进德谋生适用之新言论。

求学类，详示识字，办字，读书，看书种种方法。

作文类，辨别古今文体，说明作文要决。

写信类，指导写信程序及期活用之材料。

尺卖类，特撰各界适用诸体咸备之新尺牍。

珠算类，是算法新颕有图有决之新珠算。

筚算类，算术之基本常识及各种习题。

薄记类，各种有图有表之簿记及其记法。

书法类，说明学书用筚及偏旁等等之新书法。

书决类，关于学画及画题着色之要决。

常识类，指示交际宴会谈

话种种之新常识。

修养类，详述交友卫生及青年成功等等之要言。

包罗甚广，“解除谋生困难的新利器  是帮助青年成功的新读物”之宣传口号诚非虚言。尤其注意的是“新言论”、“新尺牍”、“新珠算”、“新书法”及“新常识”等中的“新”字，既期实用，必然要紧密贴近社会现实，与时俱进，这“新”，既是宣传口号，也是编撰目标。编辑这么一套书，是为了帮助青年掌握实际本领，解决生计问题，但在这背后，有着编者更为深广的思考，诚如书局在宣传广告中所言，“年来国家多难。谋生不易。欲求国家强盛。宜人人有职业。惟今之青年男女。茍无充实学识。何能图谋生计”，念念在兹的依然是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这正与毕公天的一贯追求相契合，他同意编纂此书应当有这一层面的考量。

又，《慕侠丛纂》。郁慕侠（1882—1966），上海青浦人。1913年进入报界，先后供职《时事新报》和《沪报》，并任多地报馆的通讯员。其文章深得毕公天赏识，特结集成册。该书初集于1914年由上海通俗研究社出版，收郁慕侠所作简论、游记、小说、剧话等文章若干篇，“计印六千册不逾半年销售一空”，1915年和1919年又出版了二版和三版，同时，其书二集也于1919年出版。初集的不少文章后附有毕氏评语，彼此呼应生发。

又，《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大观》，此书尤值申说。该书的编撰由上海国学书局发起，并声称其初衷在于了解当日国文教育情况，“我国兴学有年，人材蔚起，惟学界欲一览各省学校之国文成绩，末阶可由，敝局有鉴于此，拟征集全国学校之国文成绩，汇印成帙，以饷学界。”征集的范围也甚广，“凡我各省大学、专门师范、中学、实业高小国民，或同等程度之各女校，及函授学校等，倘以题目新颖，文笔佳鬯之成绩课卷录寄者，均所欢迎”。最终征集得稿件一万六千余篇，按照规划，“凡国立、部立、省立、公立、及县立等师范等稿，俱属诸上编。而中学及甲种实业等稿，俱属诸中编。高等小学。乙种实业、及国民学校等稿，俱属诸于下编，所有女校，及私立各校之稿，则按其程度，分编同选”。来稿虽多，但筛选极为严苛，“乃精金不嫌披炼之意耳”，全部征文符合上编收录标准的有五千三百余篇，“有编辑部同人初选得两千余篇，继由张清卿先生复选得一千余篇，迨公天选辑除诗词歌曲不计外，仅得此三百七十余篇居上编。得数十四分之一”。经统计，算上诗词歌曲，也只得444篇。投稿的学校有国立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51所，遍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江西、山西、云南、山东、河北、广东、天津、贵州等数省。最终入选数在10篇以上的学校为：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95篇）、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39篇）、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28篇）、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25篇）、国立北京大学（24篇）、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篇）、北京清华学校（14篇）、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4篇）、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3篇）、国立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2篇）、交通部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1篇）、湖北武昌中华大学（11篇）、江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0篇）、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0篇）。其中的几所高等学府自不必说，即以专门师范论，江苏省立第一、第五师范学校即今江苏省苏州中学和江苏省扬州中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为今杭州高级中学，绵延百年，文脉不绝。

编刊

毕公天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身份是报刊主编，除了上文提及的《苏州日报》外，他还于20世纪20年代担任了一份影响深广的刊物的主编，此一刊物即《国民快览》。该刊前身为《官商快览》，创办于1898年，原系各书铺竞相印制的年鉴性读物，1908年书业公所决议收归公所印行，“除收书业广告，还广泛招登各行各业广告……相当于现今的日用百科全书，官商各界都用得着”。民国之后，为因应政体变化，《官商快览》改名为《国民快览》，但基本定位不曾改变，自称“人人日用必备，居家旅行必携”。此诚非虚言，当日的文艺创作对此有忠实记录，“吴少怀便连忙拆开封皮，一看见上面的号码到也不少，赶紧走到房里去，检出一副笔墨同一本《国民快览》来，查出电报新编”，又如“寄芸忙将这封电报拆开，一看却是没有译好的，忙披了衣服跳下床来，在书厨里面乱翻了一阵，翻着了一本《国民快览》，里面载着电码，寄芸照着电码，将这封电报逐字译去译完了”，可见其之普及与影响。毕公天自民国六年接手，扩充篇幅、改良内容，“销数达十万以上，并蒙诸文豪赐以题辞，其价值可知矣”。毕公天的主要工作想来正是邀请名家赐稿，且所撰文章讨论的都是当日社会热点问题，提升了杂志的品质。有鉴于此，该刊续聘毕公天继续主编，并称民国七年的刊物：

所选材料与六年份大不相同，凡政、学、农、工商各界社会应酬事项，及居家旅行日用所必需者，无不应有尽有。内容计五百余种，都四十万言，较六年份增四分之一。所载民国七年阴阳合历通书，曾照中央观象台历书校正者。各种工艺制造法（如花露水制造法人造黄金法及种菰法等数十种），得之可以谋生。各种谐文（如西厢酒令、游戏问答、新四书、各种小调，及催眠术等数十种，阅之可以开心，末附。）征联一则，倘承赐敎，谨以邮票、书籍、美术品等为酬，购者所费无几，获益非浅，凡我国民当以先览为快也。

其中强调的仍在于趣味性和实用性，这自然是为了迎合普通读者阶层。但毕公天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接手后的一个鲜明变化当在于“并蒙诸文豪赐以题辞，其价值可知矣”，譬如第十期就有“吴佩孚、蔡元培、梁启超、张东荪等二十余人之名著”。能邀得名家赐稿当是得益于毕氏广博的社会人脉资源，而他本人想来也乐成其事，使自己的热血担当与满腔赤诚得以践行。职是之故，报纸的栏目设置和内容安排也不同于往日，譬如说第十一期：

又增加篇幅，扩充国语一栏，并译刊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先生未经披露之名著一篇，洋洋洒洒，足供吾人之研究史。附载极时务极有价值之英日续盟谈一篇，内分七章，约十二万言，凡华英二国人民阅之，当知其利害，而有以觉悟也。是为本期之特色。

时人曾如此描述阅读毕氏所编《国民快览》的观感：

凡阅十五期《国民快览》所载之言论，及《五卅惨案纪》者，当知毕公天博士，实为现代之一等有心人，而亦熟忱爱国之尤者也。盖其文虽仅二万余言，而提要钩元，可作一部外交痛史读，至其历年所刊之国耻插画，则尤为国民作夫差尔忘之呼。斯正暮鼓晨钟，唤醒梦梦，其裨于国民者，岂浅鲜哉。……或谓自五四以来，国民抱有国家观念，深知民国为我四百兆人之民国，凡内政外交靡不三注意者，《国民快览》一书亦与有力焉，然则毕博士之功，岂在禹下。

此尚不免泛泛而谈，又有一例论及具体问题，可见毕公天的一番良苦用心：

胶济铁路收回民办，曾经明令公布，惟近来国民对于筹款赎路之热度似已默减，……若不踊跃认募，则必有起而代之者，况此路为山东存亡关键，国民苟不注意，恐事变无常。先生熟览乎此，因搜集关于鲁案□各种文件，择要辑入十二期《国民快览》中。……夫《快览》为全国风行之年刊，而各界日用所必须，居家旅行所必备者也，今以之为鼓吹赎路之劵，则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无论著书、编书、编刊，毕公天始终一片赤诚与热情不改，令人肃然起敬。

《国民快览》风行一时，192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接连发出训令，命令各地严厉查禁该书”，“因《国民快览》为上海书业公所发行，所以上海市政府接到行政院命令后，立即查禁……江苏、河北、天津等地亦通令查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推行新政，废除旧历，奉阳历为国历，而《国民快览》自创办之日起就刊载每年的《阴阳合历通书》，恰与政府命令相抵触，加之其影响甚巨，处理也更为果断和严格。毕公天本人也十分重视年历问题，且认为这与社会民生关系甚大，他曾就乙卯年（1916）的“大建”问题专门撰文投书报纸，纠正“教育部所颁中央观象台制定民国五年之新历书”中的错误，他还郑重强调“忆甲寅九十两月大小建不一，当时商界已生龃龉，殊觉窒碍，兹十二月为岁除之期，若不亟行改正，届时必彼此惶，惑更生纷扰，盖相区虽一日，关系甚巨，况此事又关授时要政，岂可任其顿倒错乱，以混淆各界之视听耶！”但有趣的是，在新历、旧历的问题上，毕公天本人似乎倾向于认同国民政府的态度，《慕侠丛纂》中有《为什么不用阳历》一文，呼吁国人更易阳历，毕公天于文后有如下评论：“阴历有朔望为之限，故不得不有大建小建，而归除于终。则置闰以济其穷，然闰月之为物，足使国家、行政及人民生计生无量之障碍者也。或疑我言乎？请读《改用太阳历法议》”。其所撰有关“大建”考证文恰成了他“生无量之障碍者也”的最好备注。但《国民快览》一直未曾更易，不知作为主编的他是何想法？是因袭旧举，还是为了照顾时人需求？不得而知。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名流辈出，璨若星河。毕公天恰如一颗流星，一闪而过，今人虽多半已将他忘记，但他已然留下了足够的印迹。我们不必去刻意记住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甚至那份精神，也不必专门去缅怀和铭记，但依然会绵延不绝、传之久远。（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王逊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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