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卸任大使后寓居纽约的四年（1942—1946）中，1945年是他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这一年日记的失落实为可惜，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当时在哈佛求学、任教的杨联陞和胡适交情至深，他和胡适一样，也勤作日记。杨联陞的日记及其与胡适的通信记录提供了胡适那一年任教哈佛的一些细节，弥补了胡适1945年日记遗缺之憾。

▲哈佛大学的中国校友于1936年在三百年校庆之际捐赠予母校的大理石石碑。胡适以楷书题写了碑文原文。全碑连同雕刻精致的赑屃碑座共重达约二十吨。

▲胡适签赠汉和图书馆的论文图片来源：哈佛燕京学社网站

三年前，哈佛燕京图书馆应一位学生的要求，调出了胡适的一篇论文，《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这原来是“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29本的一份抽印本，翻开才意外地发现这是胡适在1959年3月4日题字、赠与图书馆的一本册子。

1959年赠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并非胡适和哈佛大学的第一次交往。从1920年代开始，胡适就和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燕京学社结下了深厚的学术之缘。半个多世纪后，后辈学子偶然碰见的胡适和哈佛的这一书缘，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引领我们追述胡适在20世纪前半期和哈佛大学相联的一段学术史。这篇短文落笔在1945年前后，就是因为胡适在1944—1945学年应邀在哈佛大学远东系客座任教，在美国麻州康桥（Cambridge，Massachusetts）住了将近一个学年。那段时间，胡适和哈佛大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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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毕生学术、外交和社会活动频繁，走过好多地方，辗转中外多处。他往返途中曾经多次打了急转弯。胡适是第二批考取庚子赔款的留美生，先后求学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但是他和哈佛大学的缘分也颇深远。早在1927年3月，胡适曾落脚康桥，“为哈佛讲十次讲演”。1928年，他也前来做过系列讲座。1930年代初，当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物色首任社长时，首选即胡适，但是他婉言谢绝，而且就是他，向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建议，即便置身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一定要保持其独立性。胡适的话一言九鼎，哈佛燕京学社迄今为止一直保持其位于哈佛而独立于哈佛的独特性。虽然胡适并没有接受社长一职，但是他或通过受邀参加学术活动，或通过和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一批汉学学者的交往，或来汉和图书馆翻阅史料，一直和学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6年，哈佛大学举办建校300周年校庆时，胡适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Letters）。身为北大文学院长，他还代表中国学者在校庆仪式上讲话，替中国校友为母校捐赠了一座大理石石碑。这座石碑现在依旧矗立在哈佛园内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和博伊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之间。

1937年，胡适接受了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一职，离开北京大学，于10月8日来华盛顿（胡适称之为“美京”）准备就任新职。即便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他也曾在1941年应邀在哈佛暑期学校做过演讲。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一职。9月18日，他完成了大使馆的交接工作，离开华盛顿。离任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寓居纽约，在曼哈顿东81街104号租屋住下。此后他重回最为心仪的书斋生活，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考证“《水经注》案”的工作上。这一段时间里，他从事研究之余，也不时外出参加学术活动或是外交会议，期间去得最勤的就是波士顿。比如1943年2月11日，在离任驻美大使一职后不久，他来到波士顿，应邀来哈佛大学就二战期间中国的状况做演讲，传达中国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坚持抵抗而不放弃的精神。晚上，他在哈佛教授俱乐部（Harvard Faculty Club）做了题为《中国不会垮掉》（“China will never collapse”）的演讲。教授俱乐部的楼上楼下全都坐满了。胡适在日记里写到：“饭后把桌子撤去一部分，使楼上的人下来听我演说，约有三百五六十人。据说，这是从来不曾有的大众。”第二天，他又参加了哈佛大学远东文明研究系的访问委员会的会议。被邀赴会的外来学者除了胡适外，还有罗杰·顾临（Roger Greene）、哈金斯（Huggins）。与会的校内的教授有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魏鲁南（James R.Ware）和赵元任。第三天，胡适又抽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和哈佛两校学生谈如何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特别强调“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不管是从纽约应邀北上演讲、与会，还是中途路经，他一来波士顿，得空就会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康桥镇呆上几天，他总说看书做学问还是那里好，因为有北美最好的东亚研究图书馆，汉和图书馆，即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他到了后还会顺便会友、聚餐，交流彼此的研究，了解学友们的近况。

当时，哈佛大学的中国学、亚洲学研究刚刚起步，已经聘任的这一领域内的教授本来就不多，而由于1944—1945学年中国历史和东亚史领域的教授在休学术假，需要请学者来开和中国学有关的课程，于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经学社的董事会商议决定，由学社出资邀请胡适来开课。胡适寓居纽约时还是一如既往地繁忙，但是日程安排毕竟比担任官职时机动，于是答应来哈佛客座任教。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胡适为哈佛大学远东系第一次开了“中国思想史”一课。

说到进一步了解胡适这一学年在哈佛任教的细节，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业已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但是，研究胡适日记的学者都知道，《胡适日记全编》里缺了一些年份，留有不少空档，其中1945年的日记就是一大空缺，因此从他的日记全编里，无从了解他1945年在哈佛的那段日子。曾有学者认为，胡适日记中1944年12月31日至1946年1月2日的“空白”，是因为胡适身为“主和派”，对抗战胜利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不愿记载。这一说法实在令人难以苟同。胡适一辈子辗转多时多处，来回大洋两岸好多次，迁移和挪动频繁，期间丢失个人物件在所难免。1946年，他准备离开纽约，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因为忙着预订返沪的远洋海轮票，收拾书箱交付海运，心脏病又犯了。虽然友人们劝他推迟行程，等到秋天再动身，但是他说自己“去意已决”。5月21日，“转运公司来搬我的书箱，我把书箱十四只送走了，又把小Trunks（箱子）十只也送走了”。其中一个小箱子里装的就是他的日记。忙乱中，1945年的那本日记准定弄丢了。胡适卸任大使后寓居纽约的四年（1942—1946）中，1945年是胡适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这一年日记的失落实为可惜，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当时在哈佛求学、任教的杨联陞和胡适交情至深，他和胡适一样，也勤作日记。余先生为《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一书作的序文里提到：“他们（胡适和杨联陞）相见始于何时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识起来，奠定了终身的师友情谊大概是在1943年。”那也就是杨联陞从北平来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而胡适留居纽约常来哈佛之时。他们彼此研究志趣、性格相投而结为好友，

而且此后多年，见面频繁，彼此来往诗文、书信不断。因此，杨联陞的日记及其与胡适的通信记录提供了胡适那一年任教哈佛的一些细节，弥补了胡适1945年日记遗缺之憾。

▲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填写的履历表，东京大学石井刚教授摄于北大文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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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哈佛任教是从1944年的秋季开始。10月22日下午，胡适坐火车从纽约来到波士顿。杨联陞和赵元任等朋友前往后湾站（Back Bay Station）接到了胡适，然后陪同他一起来到康桥，入住哈佛园附近的大陆酒店（Continental Hotel）。胡适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到：“下午一点的火车去Cambridge（康桥）。在纽约住了两年零一个月，现在去Harvard（哈佛）大学讲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鲠生、重民、修业、于总领事、锴兄、梁鋆立、陈冀枢来送。五点半到康桥，元任夫妇、张景文（福运）、杨联陞、王恭守夫妇来接。住哈佛大学的Continental Hotel（大陆旅馆）104号。”

杨联陞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写到：“下午到贾 （贾德纳，Charles Gardner）府略谈。到赵（元任）府。同接胡（适）先生，五时半到。到Continental 104小坐（张福运、王领事夫妇及子，赵先生），饮酒。赵府晚饭。”

由同事和学友们热情送别、接风和洗尘以及陪同，胡适顺利抵达康桥，入住酒店，开始了一学年客座任教的旅居生活。胡适寓居康桥期间，活动频繁，主要是讲课、和康桥的中国学者聚会交流，受邀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其他地方演讲和与会。

讲课

胡适入住哈佛寓所后即开始准备“中国思想史”一课。1944年10月24日，杨联陞到酒店看望胡适，两人谈起胡适正着手从事的《水经注》研究，还商讨为学生们准备的《中国思想史》一课的选读材料。第二天，刚到波士顿三天，胡适就得去纽约处理之前尚未了结的事务，而杨联陞帮他打出已拟定的课程选读稿。

这一段，杨联陞在日记中频频记下和胡适的来往以及上课和开讲座等事宜，也是他们两位个人交往最为密切的时候。杨联陞在11月6日写下：“雪及地化为雨，周一。”这一天十一时，胡适在远东系正式开第一堂课。课堂都坐满了，九人选，连旁听者共达五十余人。这一堂课每周上三次，在周一、三、五上午11点开始。杨联陞几乎每堂课都去听讲，比如，“11月24日（天雪）：听胡先生讲春秋战国大局，一般宗教思想”。

杨联陞那时好多天的日记里总是重复写下“上胡先生课”。对自己不得不翘的几次课，他也都认认真真做了记录。比如，11月10日（雪及地为雨），杨联陞忙着帮赵元任整理“国语四千字分析字典”，上午未听胡课。胡适教书勤勉，圣诞放假之际，12月21日还在麻州西边的格雷夫顿镇（Grafton，MA）为自己收购的私家藏书打包。31日，刚过完圣诞节，他即从纽约返回康桥。1945年1月3日十一时，杨联陞又如期上胡适的课。转眼就到了第一学期期末，杨联陞还帮胡适监考。他在1月8日的日记里写到：“代胡先生考试。题为老儒墨大旨，学生二十人。”可见正式注册修课的学生已由第一堂课的九人增至二十人。时至今日，老儒墨早已成了美国课堂上教中国通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一学年，胡适上课一直到1945年5月30日。杨联陞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到：“十一时，胡先生最后一课。”之后不久，胡适就返回纽约寓所。

演讲和赴会

1944年11月29日，胡适曾收到母校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来信，邀请他去做梅辛杰讲座讲师（Messenger Lectureship），但是他想到自己原定在1945年6月结束哈佛的课程之后，不能接受任何会束缚他行动自由的聘约，于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母校这一最高荣誉的邀请辞谢了。12月5日，哈佛的学友张晓峰跟他提起应该回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但是他一口回绝。12月6日晚，胡适在哈佛由中国学生组成的东方俱乐部以“中国的问题”为题，做了一场演讲。12月14日，抗战时局紧张，他想到应该写信给美国有势力的朋友以求帮助。

1945年1月8日，胡适刚从弗吉尼亚参加太平洋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议归来，第二天即照常上课。1945年4月10日下午四时，胡适应邀在哈佛神学院做了一场英格索尔讲座（Ingersoll Lecture）

（哈佛神学院一年一度演讲系列，举办至今）。胡适那一年应邀讲的主题是《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不朽论》（“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这一期间，胡适参加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4月23日，胡适上午完课后，下午即飞赴旧金山。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召开，50国政府及诸多非政府机构参与并起草《联合国宪章》。他先奉派出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战犯委员会”等国际会议，接着又作为中国的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少数几个见证联合国诞生的中国人之一。4月25日，周一良代他监考。由于与会时间较长，到5月2日，胡适还没回来。杨联陞记录：“胡先生未归，无课。”第二天，5月3日，胡适从旧金山转纽约回波士顿时，杨联陞和赵元任先生又一起前往后湾站迎接。杨联陞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晚十一时三刻，到Back Bay（station）接适之先生。自旧金山飞回，因天气不佳，改自纽约乘火车。陪到hotel，与赵先生夫妇、杨振声先生同谈少时，一时归。”杨振声是胡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学友，当时也正在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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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哈佛任教、在康桥寓居的八个月时间里，和教学同样重要的就是和这里的中外学者和中国学生的交往。这一时段在康桥，胡适有机会和中国学生和学者频频相聚、聊天，杨联陞的日记里多次提到这些社交活动。

1944年10月30日晚，张晓峰在醉香楼宴请胡适。第二天，杨联陞自己请胡适就便饭。11月1日，杨联陞陪胡适到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馆（Fogg Art Museum）参观，路上胡适顺便和杨联陞聊起了中国的旧式教育，特别提到“入塾前认数百字极重要”，而且还说，“五经文法文体并不统一”，因此读起来比四书要难。随后，他俩一同到赵元任家共聚就午饭。赵元任与胡适是“半个世纪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个人交往始于1910年，那时他们同时考取庚款第二批公费留美，并一起在康奈尔大学求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赵元任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而胡适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11月30日，杨联陞又有机会访问胡适，他们谈齐学，胡适说，“胶、密等地避难者生活安定，产黄老之学。”胡适又跟他分享自己有关张籍和刘禹锡的诗作编辑混杂的看法，认为两位同时代的诗人，张籍的诗集中杂有刘禹锡之作。不久就到了胡适53岁生日。12月16日，生日前夕，胡适在他住的哈佛的大陆酒店里请朋友们共进晚饭。第二天，12月17日生日那天，赵元任夫妇请了很多朋友为胡适庆生。每年圣诞之前，杨联陞总是给学友送礼，那年也不例外。12月20日，杨联陞先在上午上了胡适的课，后来和胡适一起到赵元任家吃了晚饭。然后，他给胡适送去了橘子和茶叶蛋，两人谈至午夜他才回家。

年底胡适在纽约过完圣诞即回康桥。1945年1月2日，下午杨联陞在汉和图书馆遇到胡适，胡适约杨联陞第二天晚上到他那里聊天。第二天六时，杨联陞按约到了酒店，胡先生请饮酒。晚饭后，他俩“清谈饮湄（潭）红（茶）”。他们就诗文、学术几乎无所不谈。胡适谈到，谓王安石的秋兴诗可疑，太劣，“或是荆公误置入者，一本八首不在一处”。他还说“曹氏父子曹丕较好。张籍诗好。骈文置王杨卢骆始通，所以‘不废江河万古流’。论考古之难，举近代史事。五四运动，通常以为有十年抬头，实只前两年。后来陈独秀分开，……纯学术立场不易维持”。他们几乎无所不谈，最后，胡适又从诗文谈到了土木之变。

1月7日，一个大雪天的周日，杨联陞起来吃了早点，然后“收拾书物”，他在胡适“手卷上画秋山图”，自觉“尚无俗气”。1月28日，贾德纳请杨联陞陪胡适一起吃午饭。1月29日，杨联陞又记：“上胡课。呈阅四年来所做诗，请勿广布。”2月7日，杨联陞、胡适和梁方仲、丁声树和全汉昇见面，然后一起聊天。杨联陞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饭后到胡先生旅馆。胡（先生）讲考据学用证据方法，证据之难得。往往只能以一事证一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茶酒纷陈，谈过午夜始散，亦一时之盛会也。”

1945年2月末，胡适又回了纽约一趟。3月2日下午，杨联陞在后湾站接到了一起从纽约来的蒋梦麟（孟邻）和胡适两人，然后同到赵元任家吃晚饭，在座的还有诸学生会主席。3月17日，他们又到赵元任家共聚晚餐，而且说起宋人写诗，谈兴颇浓，还吵起了已经上床休息的胡适。与胡适谈诗，他颇“赞成宋人以诗说理，愚意不甚谓然”。4月7日，杨联陞又去看胡适，两人同回杨家吃午饭，但是胡适忘了挂表，绕道回旅馆取。他们又谈至二时，然后杨联陞送胡适到公车站。4月22日傍晚五时，杨联陞又去胡适的住处看他，他们还请来了丁声树、周一良和杨振声，一起饮酒。杨联陞特意记录：胡适谈“《难〈神灭论〉》在梁武天监六（年），不在萧子良时。时在范（缜）贬后”。5月7日，杨联陞上完胡适课后，又谈论“梁商改文字”的那段历史。第二天下午，杨联陞特意到胡适寓所取回了南希·李·斯旺（Nancy Lee Swann）的整部书稿，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

到5月25日，哈佛的学年即将结束。杨联陞十一时上了胡课，下午陪同胡适去纽约。在纽约，他们从梅贻宝（梅贻琦胞弟）那里闻得“陈寅恪先生目几失明，甚痛心（现已动手术，住医院）。”说到陈寅恪，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胡适得知陈寅恪在美的名医诊断说他双目失明无法诊治时，非常悲哀，他在4月16日的日记里写到：“百忙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乙千美元，请（全）汉昇带给寅恪。”他接着感叹：“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未完待续。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作者：李若虹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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