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

 

 

世贸组织教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贾娜·J·华生-卡普斯

 

 

托马斯·R·切赫

 

顾忆青 译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大学。从11世纪第一所大学在欧洲出现，大学在历史上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而今，大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数量和类型不断扩张；研究课题越来越不是单纯地受好奇心驱使，而是和投资回报挂钩；还有慕课在世界范围的兴起……

 

大学要生存，就必须变革。《自然》在这一期的“未来大学”专辑中，介绍了世界各地高校试图摆脱旧思想束缚、探索新行为方式和办学模式的做法。

 

《大学和企业共址》一文，更介绍了代表未来高校发展的另一个端倪。对于渴望在产学研上寻求更紧密合作关系的国内高校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青椒”，大学青年教师的代名词。曾几何时，“青椒”多少含有青涩的意思，这个群体是大学里教书育人的主力军，但他们收入待遇相对低，生活压力相对大，是需要得到关爱和呵护的群体。但“青椒”们于大学而言，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希望所在。从本期起，《文汇教育》将推出《“青”观察》栏目，约请“青椒”们分享他们“术业专攻”领域的新鲜事、新动态及其所思、所想，以飨读者。

 

皮特·马瑞纳与他博士生导师的办公室在同一条走廊上，楼上就是他博士后导师的办公室。不过，马瑞纳本人并不在学术圈任职，他是莫赛克生物科技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这家创业公司旨在研发促进伤口更快愈合的人造材料，而实验室却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内，隶属于该校生物尖端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通过建立跨学科平台，解决各类生物学难题，并和企业开展合作。

 

过去30年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学界和产业界都变得密不可分。34年前《拜杜法案》的颁布，促使美国学者重视为科学发现申请专利，着手与企业达成合作，成为企业家中的一员。欧洲的有关政策也在朝着相似的路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校科研人员合作，提升科研水平。2007年一项针对生命科学专业教师的调查显示，在全美50所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大学中，有逾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与产业界有联系。

 

校企合作要想成功，必须寻求共同利益，彼此相互信任并保持密切沟通。距离上的接近，有助于达成目标。

 

许多大学在校外拥有科研园区，但一些高校已更进一步，将小型企业直接迁入校内。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尖端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尖端所”，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是该研究所的副、正所长）即是“校企共址”（co-location）的最新尝试之一。

 

构建伙伴关系

 

不少大学通过技术转让、产业合作、学生实习和培训辅导等方式，实现师生和企业的联动。但这类资源集中型的途径无法让各方同享解决问题时的兴奋感，因而也无法激起彼此自发性的互动。校企共址则不仅能消除地理上的隔阂，也能打通学者和企业合作的中间环节，从而使那些偶然建立的合作关系愈加紧密。

 

高校教师因企业专业知识的引入而受益。拥有产业实践经验的科研工作者通常比学界同仁更了解高通量技术和商业产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这些企业中实习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经验和实践机会。而这些新兴的企业也能在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中，更灵活地使用高校的试验场地和核心设施，并拥有更多高素质的员工。

 

Archer Dx是位于波德市的一家创业公司，研发用以癌症治疗的下一代基因测序装备和软件。该公司通过租借尖端所预留的实验场地，购买科大提供的基因组研究设备服务来减少其开支成本。后来，该公司被规模更大的基因测序和生物学试剂制造商Enzymatics收购搬迁至校外，拥有了更多的场地。该公司被收购时，还雇用了几位先前在公司实习的学生。

 

另一个校企共址的案例是加利福尼亚定量生物医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脱胎于加州大学被称为“生物科技创业车库”（不少美国高科技公司都是由创业者在自家车库白手起家，形成了特有的“车库创业”文化。——译者注）的两座校办企业孵化基地，类似于早期科技创业公司云集的硅谷。其中有一家名叫Caribou Biosciences的创业公司，其前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詹妮弗·杜德娜教授的实验室，最初致力于研究基因组工程技术。该公司按照现已广为人知的发展模式，逐步从杜德娜的个人实验室迁入“伯克利分校创业车库”，后来随着公司扩张，又搬进了规模更大的办公场所。

 

哈森阿尔法生物技术研究院是一家位于阿拉巴马州亨茨韦尔市的非盈利组织，汇集了众多首席研究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和高校学生，连同独立创业公司，利用核心实验设施，一起致力于基因组技术的研发。2008年，研究院下属的一家创业公司被赛默飞世尔科技收购。这家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生物科技企业，业务遍及全球，但在收购该公司时，却将其保留在亨茨韦尔市，因为他们认为距离上的接近对促进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相互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约法三章

 

校企共址也将面对不少挑战。大学是将科研纯粹视为科学探索的最后一片净土。所有推动校企共址的高层领导、企业代表、校方管理者和负责发展规划事务的官员，都必须在落实项目目标的同时，重视保护那些看似毫无实用价值的研究。

 

在理想的情况下，用于校企共址建设的经费不应挪用付诸基础研究的款项，而应取自那些旨在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具有明确受助对象的企业资助和慈善捐赠。

 

不过，大学应当将更多的学术资源用以解决现实生活中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对此，应谨慎制定政策，处理知识产权、资源分配、教师时间和利益冲突等问题。例如，教师不得在聘用兼职学生的同时，还给他们评定成绩。校内企业应明确保证实习学生的能力得到适时提升，这类表述在许多资助研究协议中早有先例。

 

那些侧重开放科学 （openscience）研究的公司更受“校企共址”的青睐。将这些企业置于校园中有待更灵活而清晰的管理。正如需要预先设定目标和期望值一样，大学还需研制相关机制，筛除那些更适合传统创业环境的企业。

 

饼干时间

 

校园文化活动与建筑布局也应有助于激发校企互动。在尖端所大楼内，学者和企业研究人员坐拥一个咖啡吧和若干共享空间。实验室和办公室的位置经过精心规划，进出都必须经过主门廊，从而让研究者们在路过时有机会交流。企业或高校的实验室每周还举办“饼干时间”活动，楼内所有人员均可参加。

 

校企共址在学术环境中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大学是否重视企业家精神和科研成果转化（例如在招聘教师或职称评定晋升时），以及高校资源是否用于培育合作社群、支持领导团队来监督合作项目的实施。在校企合作容易达成的情况下，新兴的创业公司更倾向于“校企共址”，只要相关资助或种子基金得以补贴租金，而高校核心的科研设施也能够为其所用。

 

最重要的是，大学应将企业视为实现其研究和教育使命的合作伙伴，而非简单地视其为办学经费的变相供给者。

 

大学生态体系

 

我们相信，随着“校企共址”，教育、科研和企业的日常互动，能将大学和临近的社群连接起来，让大学与支付学费的学生和家长关系更加紧密。校企共址的所在，将对那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学生和招聘人才的企业充满吸引力。

 

随着教师日益寻求更多转化科研成果的机会，学生越发珍视他们的学位，而企业也希望引进更多的人才，学界与产业的融合将会更加普遍。产业界的同仁将被纳入未来的大学生态体系。

 

（本文原题为“学界与产业：校园中的企业”，刊登于《自然》杂志2014年10月版，译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实习员，刊发时有删节）

 

更多关注

 

大学是个实验室

 

德国：创新型大学

 

1995年，在沃夫冈·赫曼担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UM）校长的第一学期，他决定改变该校维系了20多年的学术模式。

 

赫曼的计划是把TUM变成灵活的、更具国际竞争性的大学，在学生和教师中鼓励首创精神、冒险精神。为此，赫曼借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成功模式，重建TUM的学术模式。1999年，赫曼在德国率先发起高校改革，成立了校董事会，取代了慕尼黑市巴伐利亚教育部对TUM的直接管辖，使大学决策机制更加快捷高效。

 

以此为基础，赫曼在德国高校引进了一系列新事物：给博士生设置严格的课程通用标准，而不是以往根据导师个人的爱好随意授课；他成立了私人融资基金，使学校一些项目获得灵活、独立的资金支持；通过建立终身职位考核体系，使大学能提拔、雇佣优秀教员，解雇不称职的教员。尤其是最后一点，在美国高校很普遍，但在德国却是具有革命性的。

 

一开始，一些教职人员对大学强调应用研究以及向基础研究要回报等感觉不适应。但是当学校每年的学术论文成果从2002年的2276篇飞跃到2013年的5827篇时，所有的不满烟消云散。TUM2014年获得来自政府机构与工业领域的资金支持达3亿欧元，是德国今年财政支持最多的高校之一。

 

2012年，在由教员、学生、行政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团体组成的校董会的支持下，赫曼第4次连任TUM校长。他本人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连任，该职位每届任期为6年，如果到2019年任期届满时，他担任该校校长一职将长达24年。这让他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推动地区政府逐一放宽对TUM的管限。

 

韩国：“翻转”式大学

 

李太佑对大学课堂教育有一个简单的哲学：除了讲座什么都可以。“通常，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会费心思考。”他说，“他们只会随着教师的思路走。”

 

所以，在韩国大田市韩科院科技大学（KAIST）由李太佑牵头负责的教学卓越中心，他选择了“翻转课堂”教育法。为了让学生不再整堂课从头坐到尾，他要求学生在家上网学习课程，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讨论相关理念，解决遇到的问题。助教和授课者的任务是监督学生们的讨论，知识习得的过程就在学生讨论之间完成了。

 

李太佑称此为Web3.0时代的教育，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激发创造性、团队合作以及主动发问的教育方法。

 

KAIST并非韩国首个尝试这个理念的大学，但该校管理层对这种教学理念的支持使其近两年来在翻转式课堂教育运动中非常突出。从2012年春季的3个实验班开始，今年秋季，该校翻转课堂已发展到近60个班级。而且未来3年，李太佑希望这种课堂教育模式可以推广至800个班级，达到KAIST所有班级的30%。

 

韩国其他大学也在跟随KAIST的教学理念。韩国最有名的首尔大学去年也引进了翻转式课堂教育。

 

英国：社会式大学

 

2011年，数所美国高校公开了首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慕课”：这些录制的课程被上传到网上后供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免费获取。其他的学术机构随后也开始尾随，各国媒体把慕课如何引发一场高等教育的全面转型捧得天花乱坠。

 

迈克·夏普斯对此持保留态度。他在英国密尔顿凯斯开放大学工作，该校已经通过信件、电视、电脑向全世界教授了40年的公开课。但受到已去世的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戈登·帕斯克的鼓舞，2012年，担任该校教育科技部主席的夏普斯加入了一个英国学者协会，决定创建下一代慕课。因为帕斯克认为，学生会通过相互交流建立个人的知识体系。

 

而新的慕课将会把社会参与度放在公开课的核心，鼓励网上交流“像网络游戏一样活跃”。“这个过程就像赌博一样。”夏普斯说。“现在看来，人们似乎很愿意谈一谈学习的事儿，不过一年前形势却不那么明朗。”

 

去年，首批36节慕课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华威大学、利兹大学等12所大学联合发起，并由英国开放大学开设的网络公司“未来学习”公布。

 

现在，“未来学习”已经拥有40个合作伙伴，其中10个伙伴来自英国以外。其早期课程使用数据显示，在开始学习慕课后，有22%的学生会完成大部分课程并完成所有测试。但是如果把那些注册慕课却从来没有开始学习的学生也算进来，这个数据会下降到12%。

 

从很多方面来说，“未来学习”还在步第一波美国慕课的后尘。“未来学习”仅拥有超过50万注册用户与130门课程；而2012年4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成立的“课程时代”在线课程项目已拥有1000万注册用户，超过400门课程。

 

南非：兼容的大学

 

在上世纪南非种族隔离时代，这个国家的顶尖大学主要是为了迎合白人精英阶层的需求。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废除前夕，开普敦大学（UCT）就与其他一些大学联合向这个国家的贫困生伸出橄榄枝，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黑人学子。UCT的宗旨是帮助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获得他们富裕的同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技能。比如给那些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开设语言课程以及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甚至是心理咨询，包括让学生讨论如何应对从个人经济到生活压力等各方面的挑战。

 

（本文原题为“大学实验”，刊登于《自然》杂志2014年10月版，冯丽妃译，本版刊发时有删节。）

 

“青”观察 国际组织的学术圈子：如何争取国际组织的学位项目

 

国际组织也有各自的学位项目。在100多个国际组织云集的瑞士小城日内瓦，有两个国际组织与笔者的工作密切相关。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本人担任它的教席主持人已近5年；另一个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从法律角度看，由于WTO管辖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其下成立知识产权司，其意义不言自明。但实际的情况是，WIPO虽然不如WTO名声显赫，却是实打实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澳大利亚抢先机，设首个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

 

WTO虽然与联合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工作联系，但它仍然不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工作人员包括安检人员胸前也就少了一块“UN”的牌子。

 

幸运的是，少了UN牌子反过来倒也是好事，因为联合国机构庞大，达成共识要比WTO远为复杂，所以，把地理标志扩大、生物多样化、传统知识等争议性颇大的知识产权议题抛给WTO，就成为WTO设立知识产权司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安排，WTO和WIPO之间就知识产权问题产生业务联系乃至人员联系也就有了制度基础。

 

连接起来看，可以发现澳大利亚人在这两个组织争取硕士学位项目的颇有借鉴意义的活动。

 

首先，WIPO设立了世界学院，作为它的技术援助与培训机构。它最早在联合国大学（UNColl ege）国际劳工组织培训中心的意大利都灵校区借地办班，主要培训各国知识产权高级主管官员。这一项目经过意大利都灵大学MarcoRi col fi教授和他另一位耶鲁同窗创立，经过另一位耶鲁毕业生高航执行院长的努力，3位耶鲁法学毕业生最终将该项目正规化为意大利都灵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LLMI n I P)，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意大利都灵大学、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三方颁发文凭，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际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师资队伍由WIPO出面从全世界选聘每个领域里最好的教授，在实务方面，除了专利、版权、商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WIPO管辖业务方面则直接邀请《专利合作公约》（PCT）等的技术主管直接授课，并在WIPO总部业务司局实习一周。笔者有幸于2010年成为该组织培养的第一位中国籍高校教师，获益颇多。

 

鉴于该项目的声誉，亚太国家展开竞争攻势，纷纷争取在亚太地区首先设立WIPO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最终，这一项目由澳大利亚争得先机，由昆士兰科技大学率先筹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澳大利亚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昆士兰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的主管教授KamalPuri教授的学术声誉和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隐约看出澳大利亚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广泛人脉。同时，还可以推测出，由于该学位项目属于国际组织的学术事务，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和澳方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也在背后起到了重要的外交作用。

 

首先，现任WIPO干事是澳大利亚人；此前已经做过一届总干事。澳方硕士项目正是在他上一任设立的；其次，2012年澳大利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就澳方200万澳元的捐款将如何援助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以改善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签署了详细协议。前澳大利亚大使和世界贸易组织常驻代表TimYeend说到，澳大利亚的捐献，是建立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之间在亚太地区提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基础的现有合作基础上的。

 

各国对国际组织的援助往往附加在援助国展开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条款。一方面，确实在国际上履行了援助义务，另一方面又通过国际合作提高了本国的能力建设和学术资源。

 

最后，澳方还将促成WTO加入到WIPO的亚太项目。这一合作安排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争议。前述澳大利亚大使和世界贸易组织常驻代表TimYeend已经成为WTO新一届总干事的办公厅主任，同时，现任WTO知识产权司司长原本是从WIPO调动到WTO，也是澳大利亚人。Kamal教授在拜访Yeend主任后告诉笔者，他已经告知Yeend先生与笔者负责的中国世贸组织教席展开了合作。

 

申请失利的中国，应在学位制度上找原因

 

回到我国。据悉，我国也有高校就有关WIPO硕士项目做过尝试，但是迄今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根据笔者管窥之见，一是我国目前为止缺乏在国际组织学术圈的广泛人脉，二是我国知识产权事务分由知识产权局、工商管理总局、新闻出版署管辖，力量分散；三是在日内瓦，与WTO事务不同，我国在日内瓦没有专门的常驻WIPO代表团，对WIPO事务人员配备不齐。笔者虽拟建议我国由中国常驻WTO代表团代管我国对WIPO事务，但毕竟事涉多方，不宜轻易贸然进言。

 

从我国学位制度来看，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的学位在国外就业市场上的有效性有待评估。意大利都灵大学也好，昆士兰科技大学也好，两者的硕士文凭可以在全球就业市场上得到公认。笔者见识有限，我国硕士文凭能否在国际组织的人力资源部门得到承认还没有见到过先例。

 

幸运的是，作为WIPO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培养的中国高校教师和世界贸易组织教席主持人，本人已经与Puri教授达成一致，并经双方学校批准，在WIPO-昆士兰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下以学分互认的形式，每年录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学院5名研究生赴澳就读。笔者认为，这是在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争取两个国际组织学位项目的最优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