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陌生人》

［美］詹姆斯·鲍德温 著

李小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詹姆斯·鲍德温是美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善用毫不妥协的笔触批判美国种族政治的扭曲和阴暗。在“二战”后的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进程中，鲍德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个“真正必不可少”的作家。《村子里的陌生人》是鲍德温最重要的散文集，在20世纪美国爆发的戏剧性社会变革中，他以敏锐的眼光审视一切，以自身经历提喻千万人陷入的怪诞困境：失落的身份、盲目的司法体制、病态的时代精神……冷静的语调与尖锐的话题对撞，鲍德温以独特的写作方式融合人生、文学和政治，为所有“人群中的他者与弱者”提供了一幅连贯的素描，也展示了一种审视世界与自身的可能性。

>>内文选读：

导言

爱德华·P. 琼斯

上大学前，我不知道作为散文家的詹姆斯·鲍德温，我只知道写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的詹姆斯·鲍德温。我在华盛顿的贫民窟长大，他描写的纽约哈莱姆贫民窟及里面的人，是我非常熟悉的世界。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人。他告诉我，哈莱姆的贫民和华盛顿的贫民都是一家人。与所有伟大而雄辩的作家一样，他讲出了普遍而永恒的真理。他用苦心经营的文字，为我们刻画出日常生活的细节：全身心投入教堂礼拜仪式的虔诚妇女们似乎想让上帝知道，她们值得进入天堂之门；穷人家中永远飘浮的尘埃，似乎提醒着他们的生活现状；黑人生活街区的建筑总是杂乱无章、歪歪扭扭的，在发出哀鸣。

因此，我认识写虚构作品的鲍德温；而他与我同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他也认识我。1968年8月底，我离开家前往圣十字学院读书，我想图书馆的图书足够我阅读，就没有带什么书。我只带了两本非虚构作品，它们是我被大学录取不久后在二手书店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其中一本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大部头，教人如何撰写逻辑清晰严密的散文。我在圣十字学院读书时从没有碰它，或许是因为它过于艰深（克拉伦斯·托马斯1971年毕业于圣十字学院，毕业前的一个月，他在我宿舍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花了五美元买走；我记不清当初我买的价格）。另一本书就是鲍德温的《村子里的陌生人》。入读大学，我即将开启一种新的人生，一种与白人在一起的思想生活和教育生活。考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觉得，既然鲍德温的小说让我对黑人有许多了解，他的散文可能有类似的效果。

我进入圣十字学院主修数学，主要是因为我高中数学成绩好。我那时特别内向，又没有测过视力，我经常看不清黑板，但懵懵懂懂地，没有意识到这可以靠戴眼镜来解决。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教微积分的老师很淡漠，大多数时间都背对学生写板书。就这样，一学期下来，我逐渐掉队。

那年12月，我知道微积分课程只能勉强及格，读数学根本没有出路。我心想，我这么热爱阅读，该转去英语系。在圣诞节假期之前，我第一次阅读《村子里的陌生人》，或许是意识到我之后会逐渐走上散文创作之路。鲍德温在《生平自述》的开头就宣告，“我出生在哈莱姆……”，这是一个简朴的、不加修饰的陈述句，似乎平平淡淡地说出来，读者对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会有更好的理解。这里出现的是哈莱姆，但因为我熟悉写虚构作品的鲍德温，他笔下的黑人也可能来自华盛顿，所以，要是他写“我出生在华盛顿……”，可以更好地拉近我们的关系。

这部散文集中的《生平自述》是一篇序言式文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很长一段时间，这对我来说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比如为写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挖掘自我的必要性；当“黑人问题”已被广泛书写时，身为黑人作家所面临的困境；在人生终结之前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的渴望。

但在这篇简短的自述背后，是一个31岁、颇见过世面的人（我直到54岁才有第一本护照），而他在努力克服与生俱来的困境。他出生于一个缺乏关爱的小世界，无论是好是坏，他和这个小世界作为一个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常被拒之门外。我在圣十字学院读书，经常为此而自豪，但我知道，每当我走出比文宿舍，身处马萨诸塞州伍斯特这个地方，我无处可去，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属于我。我隐约有此感受，但无法用言语表达。鲍德温说出了我的心声。正如他谈到，他总是用一种“特殊的态度”来看待莎士比亚、沙特尔大教堂、伦勃朗、帝国大厦和巴赫：“这些东西不是我创造的，不包含我的历史。我也许会永远徒劳无功地在它们之中寻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个闯入者，它们不是我继承的遗产。”

在《村子里的陌生人》中的其他文章里，都包含了这样一颗十分敏感和敏锐的心灵。有些东西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有些东西我敢肯定要是鲍德温现在看到也会觉得好笑。我承认那时还不能理解他一些更复杂的思想，或许因为我还太年轻，因为我还没有足够了解这个世界。他的另一些思想我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无疑同样是因为我还太年轻，因为我太激进，总是嘲笑异己的观念。随着马丁·路德·金的遇害，越南战争的爆发，以及我开始意识到我是白人世界中的黑人，我自然就变得激进好斗。比如，这个激进好斗的自我会追问，为什么鲍德温在写作中的口吻有时候似乎不是一个黑人，而是一个旁观者；诚然，这是一个内疚的旁观者，但仍然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千千万万的逝者》中，他写道：“我们不把黑人当人看，与我们不把自己当人看密不可分：我们自己身份的失落，是我们为解除他的身份所付出的代价。”后来，他又写道：“针对黑人，针对黑人的大多数活动，我们（所有美国人）喜欢带着可以忍受的鄙夷态度……”

但是，由于我的注意力都落在文章中频繁使用的称谓“我们”上，在1968年12月的最后几天，年仅18岁的我，自然容易忽视《千千万万的逝者》中的这些话所包含的真理和沉痛。我现在懂得，人有办法无意识地在他人正在成型的思想中扎根，尤其是像鲍德温这样活在文字世界之中的人。不然，又如何解释，我竭力在小说中讲述奴隶主的故事，黑人和白人的故事，讲述蓄奴制度如何碾碎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每天早上从床上起来，感谢上帝帮助他们压制对方。如果我知道讲述的重要性，那正是因为鲍德温等人很早以前就播种了这样的观念。（我万分感激鲍德温，因为在我阅读的黑人作家中，他是少数几个懂得，必须把白人当成真正的人来书写的。早在我知道自己会投身写作之前，鲍德温就告诉了我：你不用非得把白人非人化，才能刻画出一个完全人性化的黑人）。

跟随鲍德温的脚步，读完《哈莱姆贫民窟》《亚特兰大之行》和《土生子札记》这三篇散文，我对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前，我只是从小说中认识鲍德温。他的小说绝对有前所未见的生命力。读他的小说时，我也许要努力想象面对的这个人。我有他的平装本小说，比如《向苍天呼吁》和《另一个国家》，里面附了一张邮票大小的照片和几句生平介绍。但他的散文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果我没有读过这些散文，他依然是鲍德温，但他不会这么真实地屈尊和我分享片刻。他的小说让我看到一个巨人，而这些散文让我看见一个人、一个邻居，或者可以说，一个长兄。

在《土生子札记》一文中，鲍德温描写了他亲历的哈莱姆骚乱。大约25年后，我在华盛顿有类似的经历。由于马丁·路德·金遇害，华盛顿也爆发了骚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演员，但是同样的剧本，正如1910年到1920年期间席卷美国的骚乱的剧本，那也是一场蔓延至华盛顿的怒火。1968年4月的骚乱中，我只是一个配角。（我可怜的母亲有太多要担心的；我最不想要的是加重她的负担，让她眼睁睁看见即将上大学的儿子进监狱。）我找了暑期工，大学隐隐在向我招手，我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同学或邻人的感受。鲍德温这样的作家，最神奇之处在于，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碰到迷人的段落，会不由自主地缓不过气来，我们生怕魂儿被勾走，只好把目光强行从书页移开。在4月的那几天里，尽管我很少外出晃荡，但在我的城市，从那些高呼口号破窗而入抢劫的人身上，我还是足以感受到某种新颖而不同的东西，某种古老而幽深的东西。正如在哈莱姆骚乱12年之后，华盛顿骚乱13年之前，鲍德温这样解释：“他们的站姿中有某种沉重的东西，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表明，他们看见了共同的愿景，每张脸上似乎都笼罩着同样奇怪而痛苦的阴影。”

鲍德温反复如此书写，读者光靠移开目光，显然不够缓过气来呼吸。在《巴黎的平等》中，鲍德温讲述了他在1949年圣诞节期间入狱几天的悲伤故事，缘起于他用了一条不知道是偷来的旅舍旧床单。是的，被关了几天，只因为一条旧床单。只要看懂了这个故事，你就会完全明白“卡夫卡式”怪诞的意义。鲍德温在文章中没有直说，但是，与他一起经历了那种异常盲目的司法体制之后，我们清楚地知道，对于“所有不幸的人”来说，1949年的法国和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故事非常荒诞（这种荒诞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以至于真的变得幽默好笑。经历了这个荒诞故事，鲍德温也意识到，法国的体系掌权者与“我祖国”的没有两样。他无法逃避，哪怕是在这个叫巴黎的地方，巴黎只是让他更清醒地知道这个道理。“在巴黎的第一年……我的人生，在我自己的眼里，就以一种深沉、阴郁、冷漠和解放的方式开始了。”

就这样，鲍德温继续一页页地书写，为我们提供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洞见，提供他对人生的固执己见。他对事物的看法，并不都是正确的，但若忽视他的观点，我们就只能看见事物的局部，而这不会帮助我们找到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写这篇导言，所以我重读了这本书；因为我已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所以我现在更能明白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从小处而言，还是从大处来讲，《村子里的陌生人》一书都值得珍藏。

在《哈莱姆贫民窟》中，鲍德温提到了《阿姆斯特丹星周报》，说它是“共和党报纸［无疑，共和党是林肯的遗产；林肯签署废奴法案，是因为他相信该法案有助于早日结束内战］，这种政治依附关系导致它的言论满是奇怪的鬼话……”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出声来。鲍德温写的可能是更温和善良的共和党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将会变成更加邪恶和冷漠的政治动物。我不知道鲍德温是否看到，在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黑人保守派公开亮相时发生的事。至今，在共和党车轮的各种轮辐里，都有一群黑人在为白人种族主义者辩护，

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亚特兰大之行》是一篇深刻的警示故事，提醒防备黑人政客、白人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些人用模棱两可的话来掩盖家长作风，他们把黑人当孩子看待。重读这篇文章时，我不断想起华盛顿地区的白人自由主义者。2010年，华盛顿时任的黑人市长（这个人受许多黑人诟病）在竞选中败给另一个黑人候选人之后，在报纸和博客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抱怨投票的“黑鬼”分不清好歹。早在1948年，鲍德温就用他弟弟戴维的亚特兰大之行的故事，对我们发出了警告。

隔了如此长时间重读《村子里的陌生人》一书，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鲍德温是多么“新潮”。这或许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向我们表明，一些老生常谈是建立在坚实、熟悉和永恒的事物之上的。《亚特兰大之行》一文中的故事只是这本书中上百个事例之一。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再次看到鲍德温对他自己、对他的世界、对黑人充满乐观。甚至当他描写身为美国黑人的可怕处境时，他仍会带给我们一份乐观。这份乐观，有时像是隐约的背景音乐，有时像是绵绵不绝的鼓声。但是，在整本书中，鲍德温没有用一个叱喝的字眼，或许这能证明，他坚信自己的理念。（导言作者系身为非洲黑人后裔的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已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