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得主、“超级教授”黄宗智的成名作，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绕不过去的经典。书中以华北地区33个自然村为考察对象，以明清至民国为考察时段，揭示了明清以来华北小农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困境，准确生动地描述了华北小农经济的突出特点，正是农业内卷化使得中国走上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内文选读：

经济落后的根源

过去的学术研究大多试图孤立地突出某一因素来解释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例如，有的归罪于儒家的价值观，有的归罪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还有些人认为是人口过剩，或阶级结构，或国家体制造成的。这些无疑都是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不应从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中孤立地抽出一种，把它当作决定性因素。贫农经济是人口过剩与阶级结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而它本身也只不过是此种经济系统中多种因素中的一种因素而已。这点可以通过分析资本形成的问题来说明。

经营式农业的具体事例可以说明农业部门中资本形成的过程是如何受到阻碍的。经营式农业被置于贫农经济与社会政治体制的夹缝之间。大量廉价劳力的存在抑制了经营式农场为节省劳力而做出资本投资的动机。他们大都尽量少使用畜力，因为相对来说，畜力比人力的成本高，大量使用畜力是不合算的。此外，在现存政治制度下，仕商之途可得的利益远高于农业。因此，经营式农业一旦超过100亩至200亩的规模，便会向地主经济转化，而无法发展到可能改造现存生态条件的投资规模。本区的经营式农业并没有发展到具备资本主义企业最主要特征的阶段：成为一个为积累资本而积累资本的单位，从而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方面的新的突破。它仍旧束缚于小农经济，是出租地主再生产的一条途径，也是把剩余转回非生产性的地产投资的一条途径。

工业部门中的资本形成也遇到同样的障碍。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是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商人用包买制，付出生存需要以下的工资，而与现代棉织工业相抗衡。在此过程中，原来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剩余，停滞在商业资本周转的阶段；而原来可能成为新式织布工厂的市场，则被廉价手工织布所控制。

新式的企业，也因当时金融市场的利息率受农村高利贷影响而受到抑制。为生存而借贷的贫农，会支撑一个为利润而借钱的资本主义企业所不能忍受的高额利息。近现代中国的许多资本主义企业，都因资本利率过高，迫不得已地在投资不足的条件下经营。一旦出现因市场变动和国际竞争造成的不利情况，它们便容易破产。此外，这些工厂因大量廉价劳力的存在，也不会为节省人力而去做出开创性的投资。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只受到贫农经济的抑制，还要遭到国家体制和帝国主义的摧残。樊百川(1983)的研究说明了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初的国家政策，从禁止华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转向实行新政，设立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制定商律、公司与商会注册章程等新的措施，现代企业才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科克伦(Cochran，1980)阐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如何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的：后者除使用成本极低的小农剩余劳力之外，进而用价格战来试图消灭对方。当时的外资企业，不仅有低息信用贷款的便利，更享有赋税上的特权等有利条件。赵冈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华资棉纺织厂，平均每包棉纱要付出15元的利息和税，而日本公司只需付出2.70元(Chao，1977：146)。

要对资本形成问题做出全面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政权在这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贫农经济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停滞的农业经济，结合规模有限的国家财政机器，不允许土地税收大规模地增长。这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财政的薄弱。至于国家政权机器，除了其本身意志和组织上的限制，更要面对帝国主义所施加的压力。列强限定了海关所能征收的税额，而它们的侵略又迫使中国政府为国防而支出高额的军费。此外，巨大的赔款负担，更使本已孱弱不堪的政府几乎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费维恺(Feuerwerker，1980：58—69)估计光是甲午和庚子两项赔款(本息)，清政府于1895年至1911年间便支付了白银476 982 009两，相当于1895年至1913年间中外新式企业资本总额的一倍以上。中国国家政权，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陷入帝国主义和内卷的小农经济的夹缝之间。

可能不久的将来，史学家们即可对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形成过程做出全面的分析。国内今日的研究重点在民间的企业，而欧美的研究则较注重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今后我们若能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并辅之以关于农业部门的分析，则可说明贫农经济、帝国主义与国家体制是怎样相互结合而形成中国落后经济结构的。如果贫农经济确实影响到整个经济中资本形成的过程，我们便不应只把它视为经济落后的结果，而要同时把它理解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