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黄宗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黄宗智的扛鼎之作，是认识中国小农经济、当代中国发展和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经典著作。书中基于满铁资料等大量史料与作者实地调研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江南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尤其就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深度的解释。全书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江南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本书曾获列文森奖。

>>内文选读：

村庄和家庭的内部分层

不同的工作层次也给村庄内部带来了社会地位的差异。村庄社会的最上层是在国营单位工作又有城市户口的人。(华侨们常常会因为他们在农村的亲戚向他们夸耀家里有城市户口的成员而感到困惑不解。)1985年华阳桥种籽场各村共有14人享有城市户口，他们或是仍住在村子里，或是定期回村探亲。国营单位职工之下是在镇上社办工厂工作的，再次是在队办工厂工作的。最下层是留在村里干农活的，三分之二是妇女，大多是中、老年妇女。

1985年种籽场的308个劳动力中有172人在农业外就业，这种差别几乎影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它影响到男女关系，尤其是当丈夫在农业外的单位中干“上等”的工作时，进一步强化了他与妻子之间的不平等。它也加深了代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农业外就业，而没有文化的老一代则只懂务农。婆媳关系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也是难题，在这种形势下就更紧张了。

解放前当媳妇的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村内最底层。离开娘家到陌生的夫家，在婆婆的摆布下生活。不少村民们说，过去当媳妇的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点火做早饭的。家里的马桶一般也由她来倒。

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虽然妇女的工分通常算在男性家长名下，但她们仍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经济价值。从当婆婆的观点看，这种变化是一种混合的“福音”。她一旦退休，在家里的地位便弱于年轻的媳妇。根据集体制计工分标准，退休者没有任何收入。年老的妇女们因此困在期望与经济现实的矛盾之间：她们年轻时曾曲意侍奉婆婆，当然也希望她们的媳妇同样地对待自己，然而经济的现实却把她们放在从属的地位。受过新式教育又有经济独立感的年轻妇女们不会像昔日的媳妇们那样易于摆布。当年轻的媳妇在经济上要供养退休的婆婆时，两者地位的优劣就更明显。

如果婆媳的工作不同，问题就更严重。一个青年妇女初中毕业后取得社办企业的工作职位，一定会自视为村里的佼佼者之一。她通常不懂农活，在衣着打扮上像城镇居民而不像农民。而且，她现在直接从企业领工资，自己口袋中有钱，不再是年终分红时从父亲或丈夫手里讨钱用，这就更加强了她的经济独立感。在这样的青年妇女的心目中，婆婆不仅依靠她吃饭，社会地位也比她低。

这种形势使本已紧张的婆媳关系更难处理。农民们说婆媳吵架是村里最大的社会问题；干部们说调解婆媳争端是老的生产队长和妇女主任们的主要社会任务。在我调查的31例婆媳关系中，村民们把其中9例定为“不好”，12例定为“可以”，只有10例被他们声称是“好的”。解释婆媳关系良好的最普通的理由是“媳妇有良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例好的婆媳关系中，6例是在华阳桥种籽场诸村中最“落后”的许步山桥，该村村民中得到农业外工作的比例最低；而在3个生产队中最“工业化”的薛家埭只有1例良好的婆媳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也已经影响到了家庭结构。种籽场各村的老人中体格最强健、头脑最清楚的杨寿根(1910年生)说，过去父母老了一定和儿子们吃在一起；如果老夫妻有几个儿子，则通常和最小的，一般也是最迟结婚的儿子同灶吃饭。但是现在因为婆媳关系紧张，老人们常常独自吃饭。由于旧的伦理观念要求子女照顾老人，故一对老夫妻只有一个儿子的话，他们很可能仍一起吃饭。但是老夫妻有一个以上儿子的通常都分开吃饭。薛家埭生产队的4户独生儿子的家庭中有3户是合在一起吃饭的，而9户多子家庭中则有5户是分开吃饭的。在许步山桥，两户独子家庭都一起吃饭，而6户多子家庭则有3家分伙。在西里行浜，6户多子家庭仍合在一起吃饭，7户独子家庭却有2户因婆媳关系太坏而分伙。

陆根山(1912年生)、平亚娟(1919年生)这对老夫妻的故事多少说明了上述论题。1970年根山在公社印刷厂的食堂里得到一个当厨师的职位。十余年后当他面临退休时有两种选择。他或是退休，拿40%的薪水，或是放弃退休的待遇而让一个孩子顶替。根山回忆说，几乎每个人都劝他不要放弃退休待遇，但他考虑到4个儿子中最年幼的茂生身体孱弱，最后还是牺牲了自己的收入而让茂生顶替了职务。老夫妻俩与茂生夫妻俩住在一起，期望儿、媳会照顾他们的晚年。

但是，根山和他的老伴却未能与儿媳谢雪芳(1957年生)融洽相处。彼此的关系坏到老夫妻俩希望分居以避免冲突。但是雪芳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因为她习惯于利用两位老人替她照管孙女玉莲(1982年生)，或许是她不情愿失去老人们领的口粮(婆婆常在附近的女儿家吃饭)，或许她只是出于恶意。因为小夫妻俩是法定的户主，地方派出所不得他们同意不批准分户。

1985年时两对夫妇的关系已糟到不能在一起开伙。结果他们做了这样的安排：由婆婆为大家烧饭，而菜食则由两对夫妇分烧分食。这岂不尴尬？根山回答说，这是走投无路下的“急办法”。过去是媳妇最早起床为全家做早饭，现在轮到当婆婆的干这些事了。过去媳妇为全家倒马桶，现在是各倒各的。至于男人们，许多退休的如根山那样也洗衣烧饭，虽然还不至于倒马桶。

我们在华阳桥见到的是一种农民的旧世界与产业工人的新世界相互交会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尽管有农业外就业，家庭仍旧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新出现的是年轻独立的拿工资的工人，最突出的是那些从工厂里直接领薪的青年妇女。但旧的习俗仍然存在，例如年轻人有责任照顾老一辈、男人高于女人的旧意识。新的情况是这些旧伦理正日益受到压力，尤其表现在婆媳关系上。对于像陆根山这样的老人来说，突出的问题是既无法求助于旧的价值观念，也无法受益于新的退休福利制度。有人无疑会争辩说今日中国的社会和家庭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或“中国式的”，也有人会强调说所有“城市”社会所具有的共性已经在这儿出现。我在本章论述中所强调的是这些村社和家庭的中介性质，因为正是这种连体的半农半工性质体现了今日中国乡村的鲜明特征，即不含城市化的工业化和由官僚等级引起的村内的职业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