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裁缝》

[英]露西·阿德灵顿 著

李 岩 译

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裁缝这样一个少见的女性视角，为读者展示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全景图。书中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在欧洲出现的反犹开端、纳粹势力的崛起、纳粹统治下对犹太人生存空间的剥夺，直至纳粹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进行大屠杀等残忍历史。

书中不断对比犹太人与纳粹的不同处境，特别是在时装产业，犹太人从拥有时装厂，在欧洲的时尚产业中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到产业被剥夺，生计被毁灭，甚至人也失去了生存权。更可怕的是，为满足纳粹上层女性的审美需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成立了一家定制时装店，而工作者唯有的报酬就是生存权。作者用这样的鲜明对比，重新带领读者审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法西斯主义的可怖，希望唤醒读者对和平的珍视。

>>内文选读

当我受邀来到布拉查·科胡特夫人的家中，瞬间就被照料她的亲属簇拥了起来。科胡特夫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您怎么可能相信呢？”这位身材娇小、活泼开朗的女士身着时髦的休闲裤和短上衣，戴着串珠项链，留着花白的短发，涂着玫瑰粉色的口红。我之所以长途跋涉，从英格兰北部飞到距离旧金山不远的这座简朴的山间房屋，就是为了拜访她。

我们握了握手。此刻，历史变成了真实的生活，不再只是档案、书架、时装效果图和柔顺的布料——那些是我在进行写作和展示时通常使用的历史材料。而我拜访的这位女士从一个与“恐怖”画等号的时代和地方幸存了下来。

科胡特夫人坐在一张盖着蕾丝桌布的桌边，为我递上自制的苹果馅饼。她的身后摆满了学术书籍，其间还摆放着花束、美丽的刺绣、家庭照片和色彩斑斓的瓷器。我们翻阅起我特意为她带来的20世纪40年代的时装杂志，又一同审视一件我个人珍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红色时装经典藏品。气氛渐渐轻松起来，首次采访随之开始。

“真是杰作，”她评价道，指尖从衣服的装饰物上滑过，“优雅极了。”

我不禁感叹，服装竟能将跨越大洲、跨越世代的我们联系起来。除了都对这件衣服的剪裁、风格和技艺备加赞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数十年前科胡特夫人曾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与布料和服装打过交道。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时装厂的最后一名在世的女裁缝。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有一个时装厂？这种说法简直不同寻常并令人厌恶。我在为撰写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纺织行业的书籍做准备时，了解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与时装行业的关系。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为“高级缝纫工作室”的时装厂时，我十分震惊。显然，纳粹了解服装具有的表现力，他们在重大公共集会上身着标志性制服就表明了这一点。制服是利用服装来强化集体自豪感和身份认同的典型例子。纳粹的经济和种族政策旨在从服装行业中获利，利用掠夺所得为战事提供资金。

纳粹上层女性也很看重服饰。希特勒手下阴险狡诈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其优雅是出了名的。尽管纳粹执意要将犹太人从时尚行业清除出去，但玛格达对穿戴犹太人的制品却并无不安。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妻子艾米·戈林曾穿戴掠夺来的奢侈品，却声称对这些财富的出处一无所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热爱时装，甚至在她自杀前，也就是纳粹德国投降之前的最后时日里，她还命人穿越战火中的柏林，为自己送来婚纱。身穿婚纱时，爱娃脚上穿着菲拉格慕牌的鞋子。

可谁能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竟开设了一个时装厂。这一工厂是对第三帝国核心理念的凝缩：追求特权与放纵，辅以掠夺、堕落和大屠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建立服装厂的正是该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妻子海德薇·霍斯。如果说时装厂和屠杀场所结合还不够怪诞的话，那么加之时装厂中工人的身份也就足够了：时装厂里的女裁缝大多是被纳粹剥夺了财产并遣送至此的犹太人，而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等待她们的最终命运是肉体的毁灭。除她们外，时装厂里还有来自纳粹占领下法国的非犹太共产党人。这些纳粹的抵抗者也同样被囚禁，面临被消灭的命运。

▲奥斯维辛集中营（资料图片）

这些被囚禁的坚韧女性为海德薇及其他纳粹党卫队成员的妻子从事设计、剪裁、缝纫和装饰工作。她们为那些鄙视她们、将她们视为具有破坏性的低等人的太太创造出美丽的服饰。而那些太太的丈夫则努力想要消灭所有犹太人和纳粹政权的一切政敌。对于奥斯维辛的女裁缝们来说，缝纫能保护她们不被送入毒气室和焚化炉。

面对纳粹剥夺人格、贬损价值的做法，这些女裁缝不屑一顾。她们锻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和友谊。在穿针引线和踩动缝纫机的同时，她们还制订了抵抗纳粹乃至逃离集中营的计

划。本书是关于她们的历史，而不是小说。书中最私密的场景和对话，完全源自证词、文献、物证以及主人公向家人或直接向我倾诉的回忆，辅以我的大量阅读和对档案的探索。

一旦得知存在着这样的时装厂，我便开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但手头仅有某些基本信息，以及一张并不完整的姓名清单：艾琳·赖兴贝格、勒妮·翁加尔、布拉查·贝尔科维奇、卡特卡·贝尔科维奇、胡妮娅·施托尔希、咪咪·赫夫利希、曼齐·比恩鲍姆、玛尔塔·富克斯、奥尔加·科瓦奇、阿莉达·德拉萨尔、玛丽露·科隆班、露露·格林贝格、芭芭·泰希纳、博丽什卡·佐贝尔。我几乎放弃了找到更多名字的希望，就更别提了解这些女裁缝的生平了。但我当时正在写的一部以此为素材、名为《红丝带》的青春小说吸引了欧洲、以色列和北美相关家庭的注意。随后我收到了第一批邮件：我的姑姑曾是一名奥斯维辛女裁缝，我的妈妈曾是一名奥斯维辛女裁缝，我的奶奶曾管理奥斯维辛时装厂……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奥斯维辛女裁缝的家人。探索女裁缝的生平与命运，既令我震惊，又令我备受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裁缝中的一位仍然在世，身体健康，并且愿意谈论这段经历。这位独一无二的见证者见证了纳粹政权的丑恶与残酷。在我们会面时，科胡特夫人已经98岁高龄，没等我提问，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她的回忆始于犹太节日期间沐浴在坚果与糖果中的童年，终止于在奥斯维辛目睹一名少年好友仅仅因为在干活时说话，就被纳粹党卫队成员用铁铲敲断了脖子。

她向我展示了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自己的照片。当时10来岁的她身着一件漂亮的针织毛衣，手里拿着一朵木兰花。在另一张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若干年的照片里，她身着一件具有迪奥著名的“新风尚”风格的时髦外套。光看这两张照片，你不可能猜得出在那期间她都经历了什么。

至于科胡特夫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的恐怖的1000天，并没有留下照片。她告诉我，在这1000天中的每一天，她都可能死亡1000次。她的话栩栩如生，从一段回忆讲到另一段回忆。她的手指摩擦着裤缝，令折痕越来越深，这在不经意间暴露了科胡特夫人一直克制着的情绪。英语是她的第五门语言，是她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掌握的。她自如地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我则尽我所能地跟上。我准备了一支笔和一张纸，以便潦草地进行速记，还准备了一长串问题。但就在我笨手笨脚地设置手机视频录制时，科胡特夫人戳了戳我。

“请您倾听吧！”她命令道。

于是，我开始倾听。

>>作者简介

露西·阿德灵顿，服装历史学家、作家、主持人。剑桥大学英语学士、纽约大学中世纪研究硕士。

露西具有2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经验。多年来，她为博物馆、学校与各类文物遗址策划过多场研讨会与演讲。近年来，露西聚焦于服装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前半世纪的服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