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贝尔维尤医院，人们脑海中会浮现出以下画面：危险的传染病患者，发狂的精神病人，遍体鳞伤的案件受害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贝尔维尤早已成为美国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它救助声名狼藉之人，照护最弱势群体。它经受了未知疾病、经济动荡、政治变局与自然灾难的考验，也见证了现代医学史上的重要创新与持续存在的争议，甚至在三次关涉美国总统的重大医疗危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贝尔维尤曾改写美国医学史。它是美国第一家拥有妇产科、急诊室和附属医学院的医院；它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平民救护队，开设了第一所女护士学校，促使纽约市成立全美第一个公共卫生部门；它在法医学、精神病学和传染病学等方面总是走在时代前列。

同时，贝尔维尤也是艺术家和好莱坞的灵感源泉，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留有深刻的烙印。索尔·贝娄、艾伦·金斯堡、理查德·耶茨都曾在作品中为贝尔维尤留下一笔，比利·怀尔德和弗朗西斯·科波拉甚至把这家医院搬上了大荧幕。

在美国，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选择去私立医院寻求医疗服务，而贫民的健康只有类似贝尔维尤这样的公立医院来保护。贝尔维尤的病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但贝尔维尤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位病人。这也意味着，这家医院的历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承担了社会对穷人应负的责任，得到的回报却近乎微薄。

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奥辛斯基耗费数年研究与采访，撰写了这部精彩的医院大历史。

《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

[美]戴维·奥辛斯基  著

武忠明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那些住过贝尔维尤的名人们

“送往贝尔维尤”——这个短语几乎和纽约市一样古老，最早在18世纪用来描述黄热病患者被匆匆送往东河边一家荒凉的隔离病院的情景，如今已广为人知，连报纸都懒得在头条加上“医院”二字：“埃博拉医生被送往贝尔维尤”，“被圆锯片划伤的妇女被送往贝尔维尤”，“著名涂鸦艺术家因用啤酒杯打人而被捕——已送往贝尔维尤”。

这简直成了一种仪式。“如果一名警察在曼哈顿遭枪击，他的第一选择往往是贝尔维尤……如果一位投资银行家心脏停搏，他的豪华轿车司机知道该把他送到哪里。”贝尔维尤医院前医疗主任埃里克·曼海默写道。消防员受伤，囚犯生病，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无家可归者在大街上昏倒，同样如此——目的地很可能就是贝尔维尤。如果到访的教宗或总统需要紧急医疗服务，该医院一流的急诊科正严阵以待。

贝尔维尤密切反映出一个不断变迁的纽约。在贝尔维尤，有100多种语言被翻译，最常见的有西班牙语、普通话、广东话、波兰语、孟加拉语、法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在训练有素、熟悉各地方言的译员帮助下，医生和病人通过双线电话沟通。医生和护士时常提到，外国人抵达肯尼迪机场，叫来出租车后，只说一个词：“贝尔维尤。”

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拒之门外。数个世纪以来，每个移民群体都被置于贝尔维尤的保护伞下；每场灾难和流行病的发生，都会把它简陋的病房塞满。“它从来都不是世上最整洁的（地方）——既然其宗旨总是接收那些可被称为‘人类渣滓’的病人，它怎么可能是最整洁的？”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威廉·A. 诺伦指出：“医院时常挤满罹患伤寒、霍乱和黄热病的患者，病人才死没几分钟，尸体就被装进棺材，床上又躺下新的病人。”

统计该医院胸科的肺炎患者人数，可跟踪纽约冬天的严重程度；统计停尸房里中毒尸体的总数，可评估禁酒令的危害。结核病在城中肆虐时，贝尔维尤就诊治结核病。艾滋病来袭，暴力犯罪激增，瘾君子吸食可卡因，出狱的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通常都是由贝尔维尤第一时间发现。

很少有哪家医院如此深植于我们的大众文化。收容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凶险的精神病患者和毫无指望的无家可归者，在贝尔维尤本是稀松平常，但在19世纪末，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与约瑟夫·普利策发起报纸发行量大战，大量炮制耸人听闻的曝光式报道（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内莉·布莱的《疯人院十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自那时起，该医院就成了疯人院的代名词，遮蔽了其在临床护理和医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好莱坞发现贝尔维尤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比利·怀尔德执导的《失去的周末》于1945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情节就发生于此，《纽约时报》称之为“贝尔维尤酗酒者病房中一次极丑陋的经历”。可爱的电影《34 街的奇迹》中也有一段医院的镜头：骄傲到荒唐的克里斯·柯林格勒被关在一间小小牢房里，窗户上了封条，别人认为他是偏执狂，建议入院治疗。拍摄《教父》时，为寻找最令人生畏的医院，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很自然地选择了贝尔维尤，它的停尸房在后面的剧情中被用作片中角色博纳塞拉的殡仪馆。

更糟的是，贝尔维尤离格林威治村不远，救护车很快即可赶到。因此，贝尔维尤拥有600个床位的精神科大楼，成为迎来送往无数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旋转门，他们遭受着各类精神疾病困扰。威廉·巴勒斯为讨好情人，砍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而后在贝尔维尤度过了一段日子。德尔莫尔·施瓦茨在试图掐死一名敌对的书评家后，被戴上手铐送到这里。尤金·奥尼尔是酗酒者病房的常客，与工作人员彼此直呼其名。西尔维娅·普拉斯精神崩溃后来到这里，萨克斯管演奏家“大鸟”查理·帕克1954年两次自杀未遂后被送入院（他于次年离世）。据说，贝斯手查尔斯·明格斯为躲避与黑手党的商业纠纷，自愿签字入院。后来，他创作出刺耳的《关住他们（贝尔维尤的地狱景象）》来反映他内心的狂躁情绪。

诗人和小说家，如索尔·贝娄、艾伦·金斯堡、理查德·耶茨，都曾在作品中为贝尔维尤留下一笔。但最详细的一手记录仍未出版。1960年，诺曼·梅勒酒醉后愤怒地刺伤妻子，而后被送往贝尔维尤，显然是因妻子嘲笑他没资格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擦鞋所致。梅勒存有一份私人日记，记录了他住院观察的17天；里面充斥着各种细节，读起来像是个缺少情节的故事。病人们到来又离去，守卫们挥舞拳头和棍棒来维持秩序，束缚衣用来管束最凶恶的罪犯。两个男人回到梅勒的病房时接近昏迷。“两人都接受过休克疗法，他们咬着烟斗，屁股坐在枕头上，手捂着头。哇的一声，口水直流。”梅勒曾考虑把他在贝尔维尤的病友写进一部长篇新闻作品，但从未成行。“我向他们告别，”日记结尾处写道，“离开他们时，我感怀不已。”

暗杀约翰·列侬的凶手马克·戴维·查普曼面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情境：对列侬非常崇拜的工作人员，无不对其愤恨不已，以至于有些医生怀疑自己能否做出公正的诊断。“初次得知我要去看他时，我担心对他的愤怒会影响我的工作，”贝尔维尤的首席心理学家回忆说，“但他着实是个可怜人，我说‘你好’，他朝我微笑，然后说：‘哦，对不起，我不该笑的。’”与此同时，列侬的尸体被裹进一张床单，躺在几栋楼外的贝尔维尤停尸房。

一些鼎鼎大名的病人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伟大的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于1863年被送往贝尔维尤，他头骨上裂了个洞；1910年，多产的短篇小说家欧·亨利因肝硬化而被送来；传奇蓝调歌手利德·贝利在1949年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卢伽雷氏病）引发的骨骼感染而被送来。等候他们的，既无私人病房或私人医生，也无特殊的便利设施。他们来此，是因他们穷困潦倒、病入膏肓，三人都在接受紧急治疗时死去。他们的经历，比梅勒和查普曼更能反映出贝尔维尤的本质。2014年，利德·贝利一首之前不为人知的歌曲神秘地浮出水面：《贝尔维尤医院蓝调》，写于他去世前几日。这首歌是一份感谢辞，表达他对所受照顾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