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谭其骧著

葛剑雄、孟刚选编

中华书局出版

1992年8月28日，谭其骧先生逝世。2022年8月28日是谭先生逝世30周年，中华书局邀请到中央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谭其骧先生的高足，本书的编者葛剑雄先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馆员、本书的编者孟刚先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述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的大概情况、与谭其骧先生的交往经历等。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谭其骧先生哲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谭德睿先生因家中纪念活动而未能亲至现场，但事先为新书发布会特别录制了一段视频，送上寄语，希望这本精心选编和制作的学术著作能够在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

▲谭德睿先生

葛剑雄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新书发布会的召开，是对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的一个隆重的纪念。谭先生生前对自己的学术成果非常珍惜，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除了集体学术成果之外，其个人的学术论文并不太多。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集体项目的研究上，在个人论文的投入上相对少了很多，甚至是已经思考成熟的论文都没有时间去完成，直至生命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历史地理研究的圈子并不大，仅仅专业研究者了解是不够的，如何让专业以外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和学习谭先生的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个值得去做的工作。其中很多是我们今天的青年应该了解的基本内容，比如我们国家的疆域是如何变化的，现在的政区是如何演变来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关于国家的基本知识，才是谭先生研究成果最大的贡献，让然谭先生的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此，才有了现在这本选编而成的《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在这个时候出版，以此纪念谭其骧先生去世30周年。

书中所选编的都是谭先生关于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地理的文章。选编原则，一是尽可能覆盖谭先生涉及的历史地理学的各个方面，一是必须代表谭先生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或最终成果。最终选定的十个方面是中国的疆域、历代政区、七大古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国文化的时代与地区差异、马王堆古地图、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云梦与云梦泽、上海的建镇得名与海陆变迁，组成十讲。考虑到有些单篇论文不足以全面反映谭先生的学术成果，而同一“讲”收多篇论文又不符合本书的体例，于是将两篇或多篇论文合并，稍作了点技术性处理，合成一讲。具体的选编办法，书中各讲前皆详细注明，供读者一阅。在介绍各篇编选的过程中，追忆当时谭先生的撰写文章的情况。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另一位选编者孟刚与读者分享了辑封页照片的编排用意。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谭先生原文中所注“今地”是根据撰写或发表时的行政区划，现均据2021年底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原文正文中需要调整的“今地”加括注，原文括注中的“今地”径改。孟刚皆一一核实查证。原文发表时，有些地图不甚清晰，孟刚皆一一修图，使得清晰度明显提高。

▲本书编者葛剑雄先生（中）、孟刚先生（右）

更为珍贵的是，第二讲《中国历代政区制度演变概述》辑封背面附有当年谭先生讲解的录音，发布会现场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让读者聆听谭先生的原声。1982年，中央电视大学邀请谭先生为语文类专业1982级选修课“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讲授历史地理，谭先生命葛剑雄讲“谈谈历史地理学”，他自己讲“历代行政区划略说”。葛剑雄的讲稿是在谭先生指导下写的，并经他审阅定稿。所以，此次编选特将这篇《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地理学》讲稿，作为本书的《导言》，相信符合谭先生的本意。”《导言》首页即附有二维码，扫描可以聆听。

在发布会最后，葛剑雄特地选了《悠悠长水》中记述的谭先生进入弥留阶段，以及去世一年后海葬情况的相关文字，现场诵读。情深意切，颇为感人。

“8月26日晚上，他已经进入弥留阶段，嘴巴半张着，随着呼吸不断发出令人心碎的吼声，对别人的呼叫已没有什么反应。离开病房时，我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永诀，就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先生，你放心‘地图集’的事，其他的事，我们都会做好的。’

“28日零时刚过，他的长子德睿打来电话，我立即骑车赶去。一点一刻我走进病房，见谭其骧静静地躺在床上，困扰了他十个月的输液管、输氧管已经撤除，弥留的痛苦已经解脱，在零时四十五分，他走尽了人生的最后一步。

“半小时后，周振鹤也赶来了。三点过后，他的遗体被白布包裹着送上灵车。我们推着灵车穿过寂静的院子，送他远行。德睿率领大家向他鞠躬告别，随着铁门砰的一声便天人永隔了。

“一年后，我们在他的遗像和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金黄的菊花。第二天，他的子女护送他和李永藩的骨灰坛登上海轮，当到达长江口外的东海时，骨灰在夜色中被撒入大海。没有哀乐，没有仪式，没有传媒，没有外人，只有来自青藏高原、汇聚了半个中国的长江之水和连接着全球的东海之波，正敞开巨大的胸怀迎接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我的老师，迎接他的回归，迎接他的永生。

“谭其骧逝世了，但他超越了死亡。谭其骧离开了世界，但悠悠长水汇入了浩渺大海，他与大自然共存。谭其骧没有留下骨灰，但他的贡献长留人间，当后人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未来的《国家历史地图集》时，当人们阅读《长水集》《长水集》续编和他的其他论著时，当中国历史地理学驰名于世界时，又有谁能忘记这个名字？

“他与我永别了，但他永远在我心中。”

▲谭其骧先生

>>内文选读：

中西文化（东西文化）词义的新认识

大约从1910年代中期五四运动前夕起，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持续达十多年之久的关于中西文化（或作东西文化）比较的论争，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阐述其特点，并评议其高下优劣。这场论争名为中西或东西文化的比较，实质上并没有比较中西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只是比较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就是说，主要不是中西或东西的对比，而是封建社会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对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这种讨论逐步引导人们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因而到了1920年代后期，中西文化的讨论随即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所取代。整个中国学术界不谈中西文化比较差不多已有六十年之久。解放前，大学里都还开有“中国文化史”一课，解放后，连这门课也撤销了。在中国通史、断代史课中，一般也都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而忽视文化。这对于正确、透彻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当然都是不利的。近几年来，风气有所转变，又有人谈论、探索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中西文化的比较了，本次讨论会也以此为主题，这是很可喜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中西文化（东西文化）比较，首先对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这几个词义的认识应该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确一些，紧密一些：

1.无论是评议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该包括其全部文化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不应专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应专指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最好能将双方全部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对比，不能的话，也该以双方的相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这要比过去那种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合理得多，有意义得多。

2.中国文化不等于全部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将中国和西欧文化的对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较，更不能视同东西文化的对比。

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于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历史时期汉族文化较其他各族为先进，所以通常都将“中国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代名词，这等于是习称汉文为中文，汉语为中国话一样，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犹如讲中国通史不应局限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一样，今后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讨论，或编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问，专讲汉族文化。

4.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5.姑以“中国文化”专指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儒学孔教从来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萨满教，后来也信了喇嘛教；维吾尔族在蒙古高原时本信摩尼教，西迁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东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么能不能说儒学、礼教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摘自《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第五讲《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题目为编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