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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看到《做壶》的文本，是个WORD文档。时间大约是2020年底。记得打开后再没有关上，花了大半天一气读完。当时就觉得要写点读后感，也随手列了几条。

收到印刷好的成书，第一印象“做壶”这个书名太普通了。普通到我读完前三页的时候，差点以为拿错了。从第一个字开始，每个字我都认识，每句话都不长，浅显易懂，但字句之间的张弛，让人感觉“做”字仿佛是活的一般，时而小篆，时而汉隶，时而柳楷，时而张草，总之绝不甘受纸面的羁绊，左奔右突，仿佛在强调，我是做壶的“做”，也是做人的“做”。

《做壶》

徐 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来有机会在徐风先生的工作室，见到他题写的书名原件。他笑着说，比想像中大很多吧。然也，也更有气势。

当然，说书名普通，只是第一次心动。掩卷后再回味，好像换别的名字都不贴切，要不失之花哨，要不失之余韵。到了不久前《做壶》首发式上，李晓愚说“做”是一个有力量、生机勃勃的字，“在朴素的书名里，恰恰体现了徐风老师在写紫砂壶上的一次突破”。才省得还是“做壶”好，返朴，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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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得以延续的载体，无非是最有能动性的人，以及因人而生的典籍、手艺、实物——可谓鼎之三足，在人的灵性魔指下“窑变”，精神才能安踞顶端，俯瞰时光。典籍，是实践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记载，既为人记载，必有损益。手艺，是过程，也是结果，实物，是产品，更是物化的手艺。升华之后，最终凝结为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是一句如今耳熟能详的话。传承，首先意味着它可能面临着弱化、退化、异化甚至湮没。从这一角度来说，宜兴紫砂壶艺或无需堪忧，毕竟已经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也早以渗入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做壶》的传承在于，它强调的是“古法做壶”。工具、工艺、步骤甚至“气”，寻迹循踪，古意森然。

《做壶》中的发扬，更多体现在从文字与图片里流露出的创造性。作者、做壶者与做书者，形成了另一只鼎的三足，奉献各自的视角和功力。历时三年的跟踪采访，素材丰富，有图有文有视频，充分展现了徐风的纪录片拍摄经验。葛陶中既是传承者，又是实践者，同时还是被记录者。给师傅的铜像上香，整理林林总总的制壶工具，或是双手沉浸在紫泥的温润，他是主角，那些不发声的器，默默承受。当徐风用眼观察、以镜头记录时，徐风是主角，葛先生也是主角。而当他们二位盘坐泥凳边一问一答时，环境、器物、语言、谈姿，甚至一个手势、一次相视而笑，都可视为文化生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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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的《江南繁荒录》，视角是“第一人称”，以外科手术式的精准观察力，将“江南”这一意象与地域文化呈现出的具相黏合，“我”的思考与想像力，为天然的黏合剂。

转折来的那么突然。《做壶》里徐风的身份变得飘忽不定。参与者，同时也是观察者，更是抒写者。所谓的沉浸式体验，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在。苏童说“用文字做一把壶”形容《做壶》非常精准，容量有限的文本提供了“非常复杂的、多时空的即时性的现场感”，敏锐地道出了文本的突破性。

文本一旦固化，从来有自我赋能的魔力。这力量蔓延纸面，交织出两条明线，如何做一把壶，如何做一个手艺人。还有一条暗线若隐若现：人通过对自然的敬畏，对手艺的敬仰，对前辈的尊重，对无形的文化的思考与延续，在思与行的双重实践中形成和谐。

因此我看，《做壶》不是小说，不是人物传记，不是采访笔录。或可归于叙事散文，又比散文凝重；或可归于学术随笔，又比随笔匀称。《国际博物馆》杂志有一期主题为“博物馆与地方发展”，专注于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中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功用，徐风之于《做壶》，做壶之于宜兴，或是例证：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相互映证、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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