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有许多新的创举。作者花费较多笔墨介绍了宋代外交的各种细节，如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礼仪与使节交聘的规范、宋辽互贺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流程、宋辽处理划界等外交纠纷的经过。客观、生动的叙述改变了我们对宋代外交“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两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宋代外交史》

陶晋生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其母承天太后率大军南下。宋廷在八月间已经得到契丹将入侵的消息。九月，宰相寇准主张皇帝亲征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宰相毕士安和枢密使王继英劝真宗如亲征，不可越过澶州。真宗要大臣发表意见。

闰九月，契丹大军侵入宋境。江南人、参知政事王钦若请皇帝到金陵避敌，蜀人、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到成都。寇准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邪？”真宗遂没有听王、陈二人的建议，决定亲征，并以王钦若为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天雄军都部署周莹同议守御。

宋与契丹，谁先提出讲和

据宋方记载，在辽廷成为亲信的宋降将王继忠劝萧太后和好之利，太后年迈，有厌兵之意，遂采纳了王继忠的意见。

关于王继忠，有一事需要说明。真宗咸平六年（1003，辽统和二十一年），契丹入寇，宋军迎敌于望都，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力战，被围数十重，被俘后投降。真宗以为继忠战死，赠大同军节度，优予抚恤，及四子得官。其实，王继忠战败投降后，在辽廷为官。

《辽史》中没有关于太后“厌兵”的任何记载。《后妃传》载：承天太后“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军，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当时宋君臣也许有求和的可能性，而且双方地方官也许会有私下接触的情况。所以《辽史·王继忠传》载，宋知雄州何承矩曾经与契丹接触，至统和二十二年又通过王继忠议和。

宋方关于王继忠的记载，是王继忠将信给边将石普后，宋君臣才知道王继忠仍在人间，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接受了契丹和议的试探。

据宋人记载，王继忠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他的信箭至莫州见部署石普。石普将信转给宰相毕士安，报告契丹萧太后有意议和。真宗得到继忠的信，信中叙述他在望都之战被俘：“北朝以臣早事宫廷，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

真宗怀疑契丹的诚意。毕士安等认为应该不是对方妄动。真宗认为若对方需要“货财”，可以谈；对方若定要关南地，则必须拒绝。随后真宗赐王继忠诏书，要他上奏契丹太后：

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傥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关于这次和议究竟是宋还是契丹先发起的，就上引书信来看，似由王继忠得到萧太后的同意，以战逼和。

曹利用出使契丹

根据宋方的资料，十月，王继忠又上奏，谓契丹已经攻围瀛州，再请遣使。真宗同意，认为先遣使并没有损失，另赐王继忠手诏，命神勇军士送信箭到契丹寨。真宗命枢密院择人。枢密使王继英谓殿直曹利用愿意前往。真宗遂授曹利用门祗候假崇仪副使为大使，前往谈判。以下介绍真宗给曹利用的任务：

真宗：“契丹南来，不求地则邀赂尔。关南地归中国已久，不可许。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利用愤契丹，色不平，对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

十一月二十日，曹利用至天雄军，守臣孙全照怀疑契丹无诚意，劝王钦若留住利用。王继忠听说曹利用在天雄逗留，乃又以书信奏请另外派人，以免误事。石普在贝州，派指挥使张皓前往。二十四日，张皓见到契丹太后和皇帝，后者命令张皓回宋营，另遣使节。

张皓返回天雄，真宗再赐诏王钦若，又命参知政事王旦写信给王钦若，要求立即派曹利用前往，另赐王继忠诏书。

同时，契丹大军继续入侵，已经深入河北。十一月二十四日，契丹大军抵澶州城北，李继隆整军防守，部下张怀守床子弩，射杀契丹大将萧挞览（又作萧挞凛）。契丹大军的士气可能因此受挫。

十一月二十六日，真宗抵澶州。二十八日，曹利用见契丹太后，太后提出归还关南地的要求，曹利用自然不能答应。谈判无果，契丹派韩杞与曹利用一同回澶州。

十二月一日，韩杞见真宗，表示契丹太后问候真宗，同时提出要宋归还关南故地。辅臣等建议回书拒绝，但可以给岁币：“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真宗也不允割地，但说如果“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

曹利用带着真宗的答书，和韩杞一起去见契丹主。关于赠送岁币这件事，是真宗和大臣商议后的决定。寇准则主张契丹主应称臣，及献幽州地。至于岁币的数目，真宗谓不得已，可以答应一百万。寇准则警告曹利用不可超过三十万。

曹利用到契丹营，契丹仍旧要求关南地。曹利用与契丹太后谈判的情形如下：

契丹母曰：“晋德我，畀我关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还我。”

利用曰：“晋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岁求金帛以佐军，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请，利用不敢以闻。”

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众以来，图复故地。若止得金帛归，则愧吾国人矣。”

利用曰：“子盍为契丹熟计，使契丹用子言，恐连兵结衅，不得而息，非国利也。”

契丹未能使曹利用屈服，遂谈岁币。利用许送岁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曹利用也可以答应少于三十万的数目，不过从谈判的过程来看，当时大使的权力显然受到君主和宰臣的限制。

和议达成，契丹帝命王继忠对曹利用说：“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弟南朝。”

十二月五日，曹利用和契丹使右监门大将军姚谏之带着契丹国书同回。

条约共六点：(1)双方建立友好关系。(2)以丰富的物产资助契丹方的军费。(3)双方各守疆界，人民不得越界。(4)互相不干扰农作。(5)沿边不增加边防设施。(6)宣誓遵守条约。

澶渊誓书的重点

第一，在国号方面，《澶渊誓书》中两朝互相称呼用“大宋”和“大契丹”，两朝间皇帝互称皇帝。而且，和约中宋朝称契丹是北朝，两朝是指南朝和北朝。其后宋致契丹的国书，都在国号上冠以南朝或北朝。不过，将作监丞王曾（978-1038) 批评说：“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但是因为已经这样，成了定局，就没有更改。

第二，岁币并非进贡，而是对契丹出兵的补偿，其实是保存关南地的代价。岁币的支付不是由大使送往契丹的朝廷并且举行进贡的典礼，而是由大臣在边境将岁币交付给契丹的官员，所以并非进贡。

第三，《澶渊誓书》确定两国间的疆界，双方百姓不可越界。这一点的意义是两朝乃独立的两个国家，国家间有固定的边界，显示两朝对国界的高度重视。不仅如此，沿边还有缓冲地带，在河北是所谓“两输地”或“两属地”，在河东是“禁地”或“两不耕地”。

第四，两朝的沿边防守措施不可增加，表示双方维持和平、免于战争的善意。

澶渊模式：通过外交谈判和物质输送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

《澶渊誓书》是此后宋辽外交的基础，从此发展为对辽外交的制度或“澶渊模式”，也就是经由外交的谈判和物质的输送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条约缔结后，宋辽皇帝自称皇帝，并称对方为皇帝。在宋辽谈判的过程中，萧太后提出两国皇帝约为兄弟，因宋真宗年纪较辽圣宗为长，所以宋真宗是兄，辽圣宗为弟。于是，宋辽成为兄弟之邦。宋辽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基于当时两个君主的年龄，后来的辈分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而不是宋永远是兄，辽永远是弟。真宗以后诸帝与辽帝的称呼是按照辈分来推算的。所以到辽道宗（1055-1101在位）时，由于辽道宗在位时间长，而宋英宗（1063-1067在位）在位短暂，于是辽道宗成为宋神宗的叔父。

兄弟之间需要互相问好，所以两国间互相派遣贺正旦和贺生辰的使节。因为辽太后的地位高，所以宋帝也要遣使贺生辰。两朝的皇帝从兄弟关系引申出各种亲属称谓，两位皇帝的家庭好像真的成为亲戚。

宋辽两朝间的外交实际运作，与在汉唐、明清朝贡体系下的外交截然不同。宋辽两朝从国家和皇帝的称号，到外交文书和典礼的细节，务求平等。外交使节与对方官员从见面开始，必须注意使用适当的言语；应对进退、礼物的交换以及座次的排列，都要细心安排，不能出错。

宋朝和契丹既然是友邦，双方便都避免使用刺激的名词和语言。真宗时期，宋廷将过去沿边抵抗“夷狄”的地名都改用文明的字眼。如威虏军改为广信军，静戎军改为安肃军，破虏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宁边曰永定，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等。又于契丹太后去世后，下令河北、河东缘边安抚司捉拿沿边对境外造谣生事的不良之辈。至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将平州改高州，则有一点儿与契丹较劲的意味。

关于澶渊之盟的评价

对于盟约条文的评价，最重要的一条是宋对辽输送岁币。宋方每年送辽岁币银绢三十万两匹，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虽然契丹人对内的宣传说岁币是进贡，但事实上岁币是对契丹出兵的补偿，或者是宋没有放弃关南地的代价，而不是进贡。朱瑞熙认为这笔钱是军事赔偿。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也说是赔款（indemnity）。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和蒂兹（Klaus-Peter Tietze）则强调“contribution to military expenses”（助军旅之费）的词句，其目的是避免使用屈辱的“贡物”一词。还有的用“补助”（subsidies）一词。笔者个人的翻译是中性的“annual payment”。

对于澶渊盟约的评论，在宋代已经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官员和士大夫认为澶渊盟约促成了宋朝与辽朝的长期和平，对两朝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贡献。真宗时的宰相王旦指出岁币的支付不及用兵的百分之一：“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富弼（1004-1083）说澶渊之盟带来“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胡宿（996-1067）说景德盟约（澶渊盟约）与庆历盟约达到“国家承平百年，其间通好，居六十年，前世所未有”。

少数人如王钦若、苏轼、王安石、宋神宗则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王钦若认为是城下之盟，意在罗织寇准的罪名。王安石和宋神宗要富国强兵来制夷狄，不过王安石并不认为澶渊之盟是失策，而且称赞对契丹强硬的寇准，他的《澶渊》诗云：“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北宋亡于联金灭辽，多数大臣认为违背澶渊之盟是大失策。南宋初年大臣如李纲（1083-1140）、张戒和王绘等以澶渊之盟为例，主张加强自身的实力，能战才能和。主张对金和议的高宗也以澶渊之盟为榜样，来支持他屈己求和的政策。由于南宋对金的地位不如北宋对辽的地位高，所以对澶渊盟约的评价大多比较正面。

对于澶渊之盟，宋以后的评论，可以说有正负两极的现象，而且有些评论显然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影响。在民族思想高涨的时代，站在汉族立场的学者认为澶渊之盟是投降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20世纪，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提振民族抗敌的精神，学者们自然对澶渊之盟持批评的态度。金毓黻认为真宗不能用寇准之策退敌，致辽益强，而宋益弱，深为可惜。

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这个盟约是对各民族和谐相处、对各民族团结有利的政策。如姚从吾说盟约维持两国和好120年，辽朝利用经援建设中京。李锡厚认为：“澶渊之盟是北宋战而胜条件下签订的互利协议。” 王晓波说：“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在不损害尊严的前提下对其提供物资上的帮助，以避免骚扰和战争，这对双方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意义，而应予充分的肯定。”汪圣铎与胡坤认为：“两国以法律闻见的形式互相承认对方与自己同样是具有平等主权的国家，开创了两国关系史上的一种全新格局。”张其凡说：“宋辽之间出现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这对于南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尽管它是由宋朝军民付出高昂的代价换来的，而宋真宗及一些投降派大臣在订立和约的过程中所暴露的软弱，并不影响澶渊之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谓盟约带来与北狄百年以上的和平是历史上稀有的现象。和平恢复后，人口增加，土地开垦，政府财政丰裕。西方史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注重辽宋间使节推动的关系，影响到宋金遵循宋辽的先例。施瓦茨·希林（Schwarz-Schilling）说双方的权力对等，岁币不是贡品。王赓武觉得宋对辽签订了屈辱的盟约，但是对盟约持赞同的观点。牟复礼提到盟约重平等的方面，注意岁币对宋朝经济的意义，以及盟约所建立的确保和平的模式成为宋朝与辽、西夏、金王朝关系的核心。大卫·赖特（David Wright）同意魏复古（Karl A.Wittfogel）的观点，宋辽关系的建立是势均力敌的结果，和平对双方都有利。史怀梅（Naomi Standen）特别强调宋辽盟约的清楚界定的边疆，带来120年由外交维持对等的和平关系。

——摘自《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