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叙一（1918.12.27-1992.4.24）

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是一个从来不肯宣传自己的人 ，所以现在想找一段有关他的录音、录像，连一个镜头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但是，他的为人、他的贡献、他留下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译制作品，却使我们这些受过他教诲的后辈常常思念他。即使在他逝世十多年后的今天，也常会因看到听到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而突然想起他。

前一阵，在报刊上不止一次揭露某某博导如何在学生的科研论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还把名字挂在前面；某某专家的文章整篇整段抄袭国外科学家的著作，诸如此类。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陈叙一。当年，他作为译制片的老翻译，带出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学生，有的来厂工作的学生刚接触外国影片的翻译，没有经验，翻出的文字稿要经过他一字一句的修改，甚至重翻一遍才能够用于配音。说实话，为新手改本子远没有他自己翻译来得省力，但他总是把年轻翻译推上第一线，而且在影片上却坚持不挂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当他自己要评职称的时候，竟然拿不出足够数量的作品来证明他的业绩，因为那些句句都浸透他心血的剧本上，只有他学生的名字……

听说开放去埃及的旅游航线了，我们马上想起了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谈起这部电影，话题免不了落到陈叙一身上。影片中那些精彩的华语对白，哪一句不是他苦思冥想编译出来的呢！尤其是结尾的那句“悠着点儿”，译得那么准确，口型那么合拍，与人物身份那么相吻合，还那么上口，一时竟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原编剧的预料，也可以说是翻译片的顶峰了吧。

从《尼罗河上的惨案》聊起，喜爱译制片的观众对我说：“你们那时候的演员班子真齐啊！给那么多形象各异的角色配音，个顶个，个个声音有特点，单听录音都是一种享受。”这又让我想起陈叙一。作为译制厂的厂长，他看重的不是这把交椅，这个名分，更不是自己拿多少酬劳；他一心一意考虑的是中国译制片这个事业，是一支整齐过硬的配音队伍。他精心挑选，吸收合适的人员进厂，一旦选中，他就大胆使用，会连续选一些有分量的角色给新来的演员压担子，让他们跟老演员搭戏，这就像速成班，演员会很快在实践中“滚”出来。他会默默对演员进行观察、考验，用不同类型的角色让演员开阔戏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他会把演员“正着用”，“反着用”，让同一个演员的声音配出不同的性格色彩来。同一类型的角色，他又会选用不同的演员来配，让观众听起来有新鲜感。每当媒介采访，他总把年轻的演员介绍出去，尽量让外界熟悉他们。所以，那时候，上译厂的演员行当齐全，色彩鲜明，音色丰富，可塑性强，演员和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至今日，许多观众还能一口气说出一串他们喜爱的老演员的名字来。

至于说到老厂长在艺术上的严格，故事可就多了。越是他熟悉、了解、喜欢的导演或演员，越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他要求得越严，越是不讲情面。“亲者严、疏者宽”，这是他的信条。有一回，我在一部戏里配一个男孩子，是男主角的童年。有句很重要的台词，我理解错了，重音点送也就错了。全片对白配完后，老厂长来鉴定，一听就知道这句话意思没说对，当着很多创作人员的面，他点着名要导演胡庆汉负责。我忙说是自己没吃透前后的戏，把意思弄拧了，可老厂长不依不饶，说演员理解错了，为什么导演没听出来？为什么录音时不向演员指出？后来我才知道，老厂长与老胡合作多年了，知根知底；而我进厂时间不长，在他看来，自该对老朋友严格一些的。碰到有关译制质量的问题，他对苏秀、毕克这些老导演批评起来，都这么不讲情面的。这时候，我倒希望老厂长能有一天也这么严格对我，不要这么“见外”才好。

在老厂长生命的最后一两年，他曾病危住院。喉癌折磨着他，又并发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治疗是痛苦的。凭着医生高超的医术，凭着老陈顽强的生命力，他浮过了生命海；但是，他失去了声带，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记得那天去医院看他，他在纸上写下了“从此无言”四个字，写完双手掩面，迸发出一阵无声的哭泣。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这铮铮硬汉的眼泪！我们安慰他：“安心养好身体，不要担心译制厂的工作，你的事业，我们会认真去完成。”他却写道：“不是我的事业，是我爱的事业！”

“爱”，这个“爱”字，是加了双圈重音标记的。他爱译制事业超过了爱自己的生命；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失去这事业。好汉有泪不轻弹，他的眼泪，有着最凝重的份量。

陈叙一手迹  1987年

过春节，一个挚爱他、崇敬他的学生给他带去了贺词：“老陈，你最美的语言不是说出来的。”这句话，抚去了他心头的痛楚。

当老陈不得不用笔代言时，这支笔重又燃起了他生命的火花。不错。他最美的语言是写出来的，这一生中，他已经写下了无数。命运之神并没有剥夺他写的能力，他仍可以写下去，他仍可以为他爱的事业工作。

他开始有了逐渐旺盛的食欲，他的嘴角开始重现俏皮的笑容，他挺住了几十次的放射治疗，脸颊反而泛出健康的红色。出院的时候，他竟像个孩子似地欢天喜地。这时，他才是真正地浮过了生命海。

出院以后没多久，老陈的身影就出现在厂里的办公室、放映间、录音棚；坐在多年来他坐惯了的那个座位上看原片，看录音鉴定，快速地在纸上写下他的意见，帮助修改台词，帮助选择演员，帮助导演理解影片。他的思路仍那样敏锐、清晰；他的意见仍那样精辟、一针见血。像一位父亲回到了他离开多时的家庭，给全家人带来温暖、带来信心。

陈叙一向杨成纯了解生产情况  1987年

那时，我也开始担任译制导演了。快到年末，我被邀去上海电视台译制部译导美国电视系列片《黑暗的公正》。那不是一部容易译制的戏：法庭上的唇枪舌剑，生活中的幽默谐趣，三教九流的行话典故……没有好译本，很难让观众感兴趣。犹豫再三，试探性地给老陈打了电话，问他原不愿意译这部戏的本子。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拍两下话筒；否定，则拍一下。须臾，电话里传来清晰的两下回音，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久，厚厚的译本交到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熟悉的字迹，我眼睛顿时湿润起来：一句句对白仔细地划上停顿号、连续号；画面没有人物形象的台词注上了“画外音”；因为不能说话，他无法在电话里与我交换意见，稿纸四边的空白处写满了注释，说明为什么要用某一特定的词，它的双关含义是什么。有的词汇，他从不同字典中查出不同的解释，一条条都写在旁边，还标明他认为准确的含义，以供我参考选择；所有他自认吃不准的地方，都打上了问号，要求我作进一步研究。记得对《黑暗的公正》片名的双关含义，他就曾反复给我写道：“在西方法庭上，有尊象征正义的女神像，她眼睛是蒙着的，手里擎着一座天平。”他提醒我注意，片中法官尼克的桌上就有这尊塑像，所以尼克在很多集里都重复"正义女神蒙着眼，但她能明察秋毫"这句台词。剧名并不是陈叙一译的，可他要我这担任译制导演的真正懂得它的意思。他最恨那不懂又不肯求懂的人。他总对我说：“你是导演，你必须明白！”他甚至在有一处写明，影片中那些人在玩什么牌，这种牌怎么个玩法，玩牌的人该怎么叫牌。尽管那些都不是要紧的台词，只是衬在后景里的“水词”，起个渲染环境气氛的作用，但他知道我在玩牌方面是个外行，搞不好让演员乱说一气，要出洋相的。

这是他的工作风格：真正的一丝不苟，真正的严密认真，容不得半点胡乱对付，容不得丝毫“强不知以为知”的虚假。

他女儿小鱼告诉我，这段日子里，他每天不到7点就起床，完成早晨的梳洗早餐，吃下医生规定的药，8点半，像从前一样，他就拿出字典，翻开了剧本，在桌上铺开稿纸，开始他的工作。这个时候，他总是容光焕发，充满活力，病容、老态，一下子都消失了。到11点，他出去散步，回来吃完午饭再小睡一会儿，起床又重新坐到桌前，一直工作到外孙女放学回家。即使在散步时、在餐桌上、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他的思绪还经常在剧本里，常常会突然放下筷子、放下书报，去记些什么，或翻开字典查些什么。吃饭时，他的手指常会不时轻扣桌面，家里人都知道，他这是在数剧本中人物台词的音节……

在老陈最后的半年里，他以超乎常人的热情和毅力，翻译了三部影片的剧本，它们是：《持枪的女人们》《千年痴情》和《以死抗争》，还译了电视剧《黑暗的公正》第三、四集及第七、八集的本子。这时期，上译厂的每一部译制片，不论是不是他翻译的，他都把着质量关，都融进了他的心血。

陈叙一接待外国同行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转移到肺部的恶性肿瘤，正以可怕的速度吞噬着他的生命。但他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他在用笔跟死神抗争。直至最后重新住进医院，在极度的虚弱中，人们还看见，他的手指不时在下意识地轻扣，也许，他的思绪又在哪一个剧本的世界里遨游。他终于与最爱的事业相伴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安详地去了。他应该是无所憾的，因为他争得了生命结束前最丰硕的果实，争得了黑夜来临前最灿烂的黄昏！

那部连续剧是老厂长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不久，他就过世了。我知道，以后，我工作中很难再得到这样的良师帮助；但每当接受一部影视片的译制，我都会想起他，想起他的工作作风，想起他的创作态度。自省一下，这些年我在工作中，确实有意无意地在学着像他那样做，尽管学不到家，却自觉得益匪浅。

老厂长，您走了十多年了。你可知道，您的朋友、您的学生、您的观众还是常常想起您，也非常非常地怀念您。

作者：曹雷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邢晓芳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配音网，图片版权属于中国配音网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