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的“良渚古城遗址”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这一遗址为何能够申遗成功？其出土的玉器藏着什么神秘符号？良渚文化又与上海有何关联？

今晚，在古色古香的“小故宫”杨浦区图书馆里，2019年“寻根家源”玉文化系列讲座第三讲“巧夺天工——民玉与传家之宝”开讲，资深良渚玉文化研究学者、鉴赏家马敏为人们细述了良渚文化的前世今生。尤为难得的是，他还现场分享了珍藏的五件良渚文化玉器。资深古玉鉴赏家张淞则为人们解密玉作为传家宝的来由。

马敏说，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即以青铜器、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标准，而将未发现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由于处于晚商阶段的殷墟，才发现大量青铜器以及铭刻有文字的甲骨等遗物，以致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文明仅始于殷商时期。良渚文化申遗成功，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最有力的史证！

马敏指出，良渚虽是一个地名，但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文化，它涵盖了浙江、江苏等地，也包括了上海。事实上，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泽文化，而崧泽古文化遗址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施昕更是良渚文化的发现人。1936年12月，在经过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施昕更回到家乡杭县，进行了两次的试掘，这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次年四月，他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该文是最早刊登的、叙述最完整的有关良渚文化的专论，从此良渚文化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尽管如此，“黄河中心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占主流地位。直到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一九八号墓，出土了中华第一琮，这也是中国史前墓葬首次出土玉器。可以说，玉礼器的发现快速改变了对良渚文化内涵的认识，提升了良渚文化的地位。1986年，良渚文化考古迎来石破天惊的重大突破，反山地区11座墓葬出土3000多件玉器，超过以往考古发掘良渚玉器的总和。

值得一提的是，反山十二号墓中发现一件高8.8厘米、重6.5公斤的神人兽面纹玉琮，这是良渚文化的“琮王”，代表着墓主人崇高的地位。这件玉琮之所以被誉为“良渚琮王”，除了在良渚玉琮中体量最大、份量最重，另一原因是刻有最清晰、最繁复的良渚神徽。其他良渚玉琮和良渚玉器，通常只有神徽的简化版。其中绝大多数，又只有神徽的下半部分。良渚神徽，旧称“神人兽面纹”，实为“天帝骑猪巡天图”。上部的“神人”，即良渚至高神“北极天帝”。下部的“兽面”，即良渚次高神“北斗猪神”。

良渚神徽有三种图式：标准图式，简化图式，星象还原图式。标准图式，仅见于良渚核心区域即余杭良渚的良渚王墓。简化图式和星象还原图式，也多见于良渚核心区域的大酋长墓。但是三种图式全都不见于良渚文化外围区域即余杭良渚之外的小酋长墓。这一现象充分证明，良渚神徽极其神圣，只有良渚核心区域的良渚王和顶级贵族方可使用，核心区域的普通贵族和非核心区域的普通酋长不可使用。这一原则能够贯彻得如此彻底，又充分证明了良渚国家的纹样管理非常有效，统治能力极其强大，政治制度高度成熟，文明程度已经超出部落联盟，跨入了文明门槛。在总数超过万件的良渚玉器中，良渚神徽之全图的任何一种图式，均属极其罕见，目前仅有数十例。

除了玉琮外，良渚玉器还有璜、锥形器、梳背器、镯等众多形制，其品类之丰，雕琢之精，达到了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巅峰。

资深古玉鉴赏家张淞表示，中华玉文化其实经历了神玉——王玉——民玉三大阶段。民玉时期是宋代以后的历史，此时用玉出现“双轨制”。帝王宗法用玉依然故我，民间百姓用玉闪亮登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玉器终于摆脱皇室贵族的独家垄断，大量融入民间，坊间出现了玉铺，推动了琢玉业的兴旺，玉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流通市场，成为士庶百姓喜庆、佩戴、日用和收藏的重要器物。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传玉不传金的说法，对于国人来说，它所承载的不仅仅只是表层的物质财富，还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寄寓着人们平安、幸福的愿望与梦想。活动现场展示了六件精美的民玉珍品，让读者零距离感知中华文明的灿烂。

编辑：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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