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村是至今仍保存着原生态生活方式的侗寨之一。 均本报记者 王彦摄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从人类学视角看，中国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化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纽带。正因为此，“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中国传统村落的诗意期盼与表达。11月16日，2015年首届“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峰会”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召开，峰会主题为“保护·传承·发展——传统村落与现代文明的对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在峰会上表示，中国自2012年起抢救性地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经3年努力，传统村落消亡的势头已得到遏制。“然而，贫穷仍是保护传统村落的最大困难。”赵晖说。

来自国内外逾百位专家在峰会上展开对话。他们认为，因为贫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保护传统村落、守候乡愁正遭遇空间、历史、经济三个层面的价值困惑——村民改善生活的迫切需求与“建设性破坏”之间的矛盾、守候真实传统与挖掘多样化题材之间的矛盾、旅游商业带来的经济繁荣与保护传统之间的矛盾。

木楼改砖房，家乡是否依旧？

乡愁是人的乡愁，保护传统村落，其主体是承续文化遗产时人的灵魂——对此，与会专家的意见颇为一致，这亦是全国启动传统村落保护3年来的成果之一。但围绕怎样为传统村落里的人服务，怎样看待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专家们分成不同阵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秘书长、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俭认为，在过去的保护中，传统村落曾被片面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只注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在他看来，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中，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方言俚语、乡约村规、生产方式等，它们是村落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因此，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并且可以在“村民有意识的参与中，适当地发展”。

周俭以贵州黎平县肇兴乡堂安村为例，列举了2年前该村与世行组织的合作案例。“社区参与是保护遗产的基本策略。”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村民参与管理成了他们体现个体价值的一种方式。因此，遵照部分村民意见，堂安村开始有了砖混结构的房屋，有了明晃晃的玻璃窗，也有了色彩分明的原生态博物馆。周俭说：“村民们传统的造纸、种茶、酿酒与纺车都在博物馆内被活态展示，并经此与城市对接。”

但同一处堂安村却被中国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昌智视为“建设性破坏”,“当钢筋水泥进驻木制干栏式建筑群，当形状突兀的博物馆矗立在旧式民居边，村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肇兴村寨的历史风貌业已破坏殆尽”。他认为，保护者们有必要思考：若燃气管道进村，林间不再有袅袅炊烟，自来水管到家，溪边不再见浣衣女子，这样的家乡还是家乡吗？

比起原生态，原真性更重要？

峰会召开前，与会专家们在两天时间内走访了3个侗寨与2处苗寨。结果发现，大利村、黄岗村、占里村3个侗寨所到之处，村民们展示的文化遗产不外乎侗族大歌、手工捶布、古法织染。同一个侗族，其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高度雷同本是情理之中，但于观光客而言，第一遍新奇，第二遍木然，第三遍勉强。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建议，贵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独具特色的活态民族民俗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财富，应当进行多样化挖掘。“若村村类似，游人们只会选择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前往，山高路远的村寨便失了机会。只有你家唱歌，我家织布，甲村造纸，乙村扎草鞋，不同村落有不同特色，才能差异化发展。”他对苗寨“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岜沙村尤为推崇，“有了枪这个题材，以及生命树的民族风俗，不难理解岜沙村为何能在守护传承的同时有所发展。”

可也有专家提出，“为内涵而内涵”的文化发掘或者“为原生态而原生态”的历史传承，已逐渐侵袭一些传统部落。主持过我国第一个古建筑保护教学工作的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用一张照片表达观点。照片里4名侗寨儿童笑逐颜开，他们身穿侗族民族服饰，脚上蹬的却是品牌各异的运动鞋。“新旧混搭或曰‘穿越’才是原生态的真实现状，为应对观摩而刻意光着的脚并不真实。”朱光亚说，“比起原生态，原真性更为重要，必须尊重传统村落文化承续中的客观转型。”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被提及。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人领唱、众人和，多声部、无指挥是其特色。因为有文字，千百年来侗族以歌叙事、以歌传情，大歌是在真实生活需求中客观流传而来。但近些年来为“保护传承”的需求，刻意集全村全寨老少集体排演大歌，刻意为大歌注入更多声部，目的为对外展示，也为冲击吉尼斯纪录。朱光亚问：“孩子们口中唱着大歌，心头还是否记得本来的灵魂？”

旅游双刃剑，尺度在何方？

与3处基本原生态的侗寨相比，专家到访的最后一站西江苗寨无疑是与现代文明衔接最紧密的一处。民居与商铺间互不干扰的格局，让此处俨然苗族风貌展示“样板区域”。

国务院外专局资深美籍规划专家饶及人十分推崇以旅游促进传统村落发展的理念。事实上，过去3年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中，旅游的确成为改善村民生活、发扬民俗的重要手段，并且在许多传统村落保护计划中都被列为首要途径。

然而，厦门大学教授戴志坚谈到近3年福建省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时，直陈过度商业化、唯利是图已严重侵蚀了保护的本意。“有一个怪相是申报一窝蜂。”他拿出数据，福建省第一批申报传统村落的有48个，基本为原历史文化名村，“这一批属于正常范畴”。第二批申报的减少到25个，“因为第一批申报成功后，大家没见到有实际好处，热情便消退一些”。而当国家住建部为每个传统村落拨款300万元的政策落地后，“不管村落条件是否符合，先抢了再说”，戴志坚说，“福建省第三批申报的有405个村落，最终获批的为55个，竞争空前激烈，而第四批更有近800个村落想挤进来”。

前赴后继的动因很简单——有利可图。“除了国家拨款，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也有专项资金，而村民们也可从优先发展的旅游经济中分一杯羹。”戴教授拿出一张福建省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裕昌楼的照片，圆形的土家楼内部是鳞次栉比的遮阳伞，其下，游客们在村民摆出的商铺前摩肩接踵。“可悲的不仅是土家楼外观被商铺破坏，还有天下雷同的所谓纪念品在本属于民俗的舞台上喧宾夺主。”说这话时，戴志坚是愤怒的，亦是无奈的。旅游是柄双刃剑，旅游经济的开发怎样与守候乡愁取得平衡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报黔东南11月17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