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童薇菁
当下，“绿色城市”是定义宜居城市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这一理念进入中国竟然早在1924年——出现于民国报人潘公展的译著《新城镇》中，相关“美丽城市”的概念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著作和期刊中相继出现。
1924年，潘公展翻译了威廉·雷文斯克罗夫特·休斯的著作《新城镇》。而张竞生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两部著作中，勾勒了由其“设计”的“美丽中国”蓝图，使得“绿色城市”这一概念成为时尚话题。同时，1930年代的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市政评论》《市政期刊》中，都有从“美”的视角出发，对城乡发展进行大胆想象的内容。
“中国城市‘宜居’的标准，与近代人物、历史事件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说。日前，在由上海社科院城市史学科创新团队、英国学术院等共同主办的“宜居城市：20世纪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学者从空间维度进入20世纪的中国，他们发现，上海、昆明、大连、旅顺、无锡、天津等地，不同地域、族群对于“宜居城市”怀有不同的向往与想象。
20世纪的上海，是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化与商业化进程的重要样本。“租界内，西方的市政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被移植，这些变化重塑了传统中国的城市形态，不仅将人群从乡村吸引到城市，同时扩张了城市的空间。”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宁副研究员认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尤其是休闲娱乐，为城市居住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娱乐项目。
相比上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城市生活，彼时昆明青年对城市的期盼透露了另一种信息：曼彻斯特大学亚伦·摩尔聚焦了同时期中国昆明的五华学院，从青少年的视角审视因战乱动荡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社会角色、教育状况、家庭组成等各方面变化。一方面，工业化、电气化、服务业在中国出现；便捷高速的交通、时髦的购物生活，这些城市现代化的因素，吸引着城市移民中的年轻一代迅速接受新兴事物。另一方面，战争的冲击，裹挟着传统中国诗歌、绘画所描绘田园生活的意象，又带来了与“现代性”背向的一面。居住在城市中的青年，希望用构建田园幻想的方式消解对于城市的“负面观感”。虽然当时的中国处于不安定的战争环境中，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与“宜居城市”毫不相干，但大量的历史与研究资料却不得不肯定其中“宜居性”的存在，这对未来定义“宜居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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