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如懿传》剧情进入收尾阶段,不少观众因“嫌弃”女主角如懿不够“狠戾”,纷纷发出“弃剧”的感叹。把如懿和“上届宫斗冠军”甄嬛进行横向对比,进而得出结论“此女差远矣”,这样的观众集体心理,和此类宫斗类型剧透露的潜台词,本质是一致的。就像邵燕君和戴锦华这些学者先后总结过的——权力意识取代了罗曼司,爱情退席,婚姻成为职场。
无论是兰因絮果的《如懿传》,还是黑莲花打怪的《延禧攻略》,甚至追溯已然被视为经典的《甄嬛传》,以及作为宫斗剧始祖的《金枝欲孽》,在这些剧集中,职场化的婚恋设置使婚姻丢弃了“爱情”的天性,更使“家庭”丧失了其本应具备的职能:在“家”的场景中,女性所体察的不再是安全感与人伦之乐,而是身处职场的步步惊心。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分当代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困境:不断压缩的生存空间,被传统性别观念束缚的个体“自我”,和被现代消费主义挟持的价值取向,使她们处境艰难。
整个暑期档,“宫斗”剧独占鳌头,《延禧攻略》和《如懿传》的先后播出,让《甄嬛传》和《金枝欲孽》也重回观众视线。这股潮流追溯起来,始自TVB电视剧《金枝欲孽》,十几年来,以宫廷女性为主角,描述后宫争斗的“宫斗”作品层出不穷。这类作品往往衍生于网络小说,《延禧攻略》这样完全原创的剧集是偶然出现的黑马。
在网络文学领域,早在金子的《梦回大清》(2004)和桐华的《步步惊心》(2005)中,就有大量描写后宫女性相斗的内容。而将“宫斗”这一类型文推向繁荣的,则是流潋紫于2006年首发于晋江,随后连载于个人博客的《后宫·甄嬛传》。小说是架空背景,描写了后宫宠妃甄嬛传奇的一生,连载期间,平均每章的点击量达到20万余次。
2011年,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一经问世便大获成功,“宫斗”从相对小众的网络文学,一跃而成了老少皆宜的大众文化潮流产品。2018年的盛夏,《延禧攻略》和《如懿传》让“宫斗”热再度回潮,引发大量关注与讨论——在后宫这个充斥着女性的战场中,“宫斗”作品呈现了怎样的女性形象?“宫斗”潮经久不衰的背后,又隐匿着怎样的女性群体焦虑?
爱情的集体覆灭,后宫角斗场上的万艳同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提出,穿越言情类型文改变了传统言情小说的叙述模式,打破了琼瑶模式所建构的爱情神话。对比《还珠格格》(1997)与《步步惊心》,邵燕君发现,在琼瑶的故事中,爱情是超越身份、地位乃至生死而无往不胜的利器。而到了《步步惊心》时期,“爱情神话”已然失效,个人的爱情力量无法撼动皇权秩序。现代女性若曦不得不遵循铁打的现实逻辑,变得越来越古人。在随后的网络穿越言情文中,“爱情消消乐”的叙述模式进一步得到发展与强化。在名为《庶女攻略》(2010)的作品中,女主角从一名现代律师穿越成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庶女十一娘。故事伊始,十一娘就彻底抛弃了男女情爱。她始终严格遵照嫡庶有别的社会规则,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庶女,含辛茹苦攀升到侯府女主人的位置。至此,穿越言情真正形成了“反言情的言情模式”,通过放弃爱情的方式,缓解现代社会对于爱情的焦虑。
在“宫斗”类型作品中,爱情神话的结局与穿越言情别无二致。尽管“宫斗”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极其多样的女性角色样本,但爱情的集体覆灭却赋予了后宫女性看似大相径庭、实则殊途同归的结局。得利者如《后宫·甄嬛传》的甄嬛与《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无不是主动抛却爱情,放弃两情相悦的宫外恋人,而毅然转投后宫。通过争宠、算计,两人都获得了皇帝的宠爱与信任。随后,她们利用这份宠信,排除异己,独揽大权,成功登顶,成为“宫斗”的最终赢家。而失利者如《甄嬛传》中的华妃和《如懿传》的主角如懿,则皆为真心爱慕皇帝,希求与帝王“情深意重,两心相许”的痴情女子。可是她们却在后宫斗争中步步退败,最终一个被贬冷宫,撞柱而亡,一个断发断情,自戕而死。然而在后宫的角斗场中,无论是笑到最后的甄嬛与魏璎珞,还是香消玉殒的华妃与如懿,皆是爱情的失败者。在皇权的铁拳逻辑下,她们与后宫中的无数女性一起,一次次谱写着爱情的悲歌。
商品化婚恋观支配下的当代女性困境
用户的网络行为通常会受其生活经验的影响,通过观察网络用户在创作和消费网络小说的偏好时,可以一窥得当下的社会热点。在“宫斗”蔚然成风的当下,我们不难窥见其后所蕴藏的当代婚恋观。
过去的十年里,活跃于网络的各路情感“专家”推出一套自成体系的“爱情方法论”,依此指导女性读者“实现自我提升,收获完满爱情,拥有和谐家庭”。这番“爱情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宣扬女性要保持年轻和美貌,以生育能力为筹码,以此在婚姻市场中保值。具体到操作层面,则是规训女性保持顺从,以期获取更多来自男方的物质与情感投资。由此可见,“爱情方法论”实质上完全摒弃了“爱情”,是一种立足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商品化婚恋观。巧合的是,这套婚恋观恰恰适用于“宫斗”作品,依此行事的后宫女性往往能够在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以《如懿传》中的卫嬿婉为例,虽然她出身低微,才华平平,但她首先通过展示自身的年轻貌美吸引了皇帝的注意,让乾隆频频招幸;随后她又对皇帝处处赞扬、事事顺服,从而步步高升,打败了性情刚烈的如懿,成为后宫的实际掌权者。
值得警惕的是,对于女性而言,这套建立、服务并广泛流传的商品化婚恋观,是男性霸权逻辑为女性设下的多重陷阱,使女性在当代生活中阻难重重。
首先,将“实现自我提升”与“收获完满爱情与婚姻”勾连,正符合男性霸权将女性禁锢于家庭私人领域的需求。商品化婚恋观便仿若一道高耸的宫墙,将女性深锁于宫闱之中。这不仅使女性深陷私领域,更否认了女性在家庭外部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从而削弱乃至剥夺女性于公共领域内的话语权。
第二重陷阱则源于其对“伴侣价值”的解读。学者卡罗尔.吉列根指出,“当男性主导社会秩序和规则时,女性的自我和道德概念的发展,都受到男性视角的影响,女性在理解自身、选择、表达等方面,甚至会丢失真正的自我概念”。在商品化婚恋观中,女性的伴侣价值被简化,等同为生育价值,“年轻貌美的身体”成为检验女性“商品”的唯一标准。而构成个体女性“自我”的其他重要品质,如人格、学识与情感等,则成为无足轻重的附加物。就像如懿所喟叹的,“(后宫中的)我们都像摆设”。
在商品化婚恋观的规训下,女性不仅难以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物化女性的痼疾,也难逃新时期商业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欲望迷雾。 在拜金主义的推动下,婚姻生活被职场场景所替代,男性伴侣成为掌握着大量职场资源的上司。在职场生活的各个阶段,女性都需要与其他女性进行竞争:未婚时期,竞争者是其他未婚女性;在婚姻内部,对手则是对方家庭中的其他女性成员(如男方的母亲、姐妹等),或是外部的威胁者。女性通过年轻、貌美、顺从和生育能力,获得上司的青睐,换取更高的职位与薪水。女性在类职场婚姻中的需求,恰被《如懿传》中高贵妃的侍女茉心一语道破:“要紧的是后宫的位分、皇上的宠爱。”职场化的婚恋设置不但使婚姻丢弃了“爱情”的天性,更使“家庭”丧失了其本应具备的职能:在“家”的场景中,女性所体察的不再是安全感与人伦之乐,而是身处职场的步步惊心。
我们再观“宫斗”剧,便不难发现,这是一部分当代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困境:不断压缩的生存空间,被传统性别观念束缚的个体“自我”,和被现代消费主义挟持的价值取向,使她们处境艰难。
作者:章嘉华(爱丁堡大学在读博士生)
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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