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才知此片在韩国是现象级爆款题材，想起自己多年前写的文章，竟然让我自己泪目。

——唐颖

在我眼里她是女性的典范，漂亮优雅性情贤淑，她天赋很高，却是因为当年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在专业上发展，而是远嫁美国。丈夫的诊所在南部的小城，她便跟着他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那是个炎热、干燥没有四季的城市，站在家门口的公共花园，几星期见不到一个人，可是她连寂寞的时间都没有，她在养育一对儿女，打理巨大的住宅，还要去丈夫的诊所帮忙。

她的才情只能在家政上展示，无论是厨艺还是室内装璜都堪称一流，她为人慷慨喜爱朋友，周末，她邀请辛苦打工的留学生来家聚会，一个人为几十张口准备晚餐，那可是丰盛的美味佳肴，在她做来却是忙而不乱，并且乐此不疲。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她丈夫的成功不仅是在专业领域，而是有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太太。同时，为生存奔忙的留学女生在羡慕她，她到美国未打一天工，有个好职业的丈夫到底不一样。

然而，生活从来不会像它表面那般光滑。作为个体、作为女人，她的种种压抑，如果没有深切的交往，谁又能体会？表面看起来，都是些家庭现象，很琐碎很具体，比方说，孩子都是她带，甚至连月子都不做，因为没有帮手。（母亲们都有体验，照顾零岁婴儿是一项艰辛的体力活，即便有人帮忙）。而她有了两个孩子，做家务时便把年幼的一个背在身上。以后孩子进幼儿园，她去诊所上班，下班后，与丈夫一起回家，他进了家门一路脱外套把自己甩到沙发上读报看电视，她则开始一天中最忙乱的时刻，做晚餐，给孩子洗澡，收拾房间，给全家人熨衣服，无穷无尽的家务事。

原来做个贤妻良母首先要有好体质，比如失眠后头痛，例假时腹痛，所有可能出现的痛楚，在家事涌来时必须悄然远遁。所以她搬家几次，每一次都为减去面积，直至搬离所谓的中产阶级区域，草坪、游泳池，都不要了，仅仅为了节省体力，十多年来她只穿Ｔ恤和牛仔裤，去美途经香港买下的两箱时装甚至没有打开过。女人的那些虚荣就是这样在生活的压榨下被一点一点地全部放弃。

还有，丈夫的诊所不能对病人关门，做妻子的便要守在他身边，也就是，守在南部，十年里没有去过纽约，也没有回上海，就是说没有一长段时间让自己觉得可以休息，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劳役。而节假日更是心乱如麻，眼看着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车载着一家家人朝远方驶去，她觉得自己的活力在被这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吞噬。  

关于女人给予家的付出，杜拉这么总结，“一个女人的工作，从起床到睡下，与战争中度过一天同样艰辛劳苦。”她说：“也许她青春时代的憧憬，她的力量，她的爱心，在单纯的合法性中受到创伤由她流失净尽。”然而男人，或者说丈夫，常常是最盲目的一个。两人要是有争执，他对她最具杀伤力的一句话便是：你有什么本事？你能做什么？看起来是这样，为母为妻只是女人天经地义的本能，而作为社会角色，她在诊所既不是医师也不是护士，仅仅是丈夫的助手。

好了，故事到这里似乎进入了本质。多年来，作为夫妻常会有各种琐琐碎碎的争执，每次都是以他对她的断喝结束：你有什么本事？你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呢，能做的是疯狂地冲进车库，开着车冲上高速公路。事后，丈夫向她道歉说，不用在意他一时冲动讲出来的话。于是，日子又过下去。

有一年她回国办事，虽然才逗留几天，却发现上海变化巨大，她说，想回来住上一阵，三个月后，她和孩子一起回上海，表面的理由是想让孩子学一阵中文，内心是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管丈夫怎么反对，她卖了自己的车，带上庞大的行李和一双儿女，自己都没有想到去意如此坚定。

在沪几年她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发现自己的潜力同时，经济上的收入也很可观，而家事有保姆与她分担，重要的是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想到美国往事，竟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当丈夫再一次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她在限期内回美时，她当即把结婚戒指脱下还给他，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她突然如释重负，直到这时才明白，离婚对于她竟成了一道益于身心的减法，家事减去，麻烦减去，阻挠减去，伤害减去。所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好像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婚姻可以不需要。经济上能够独立是第一，而心理上，作为女人，不正是在日积月累的伤痛中让自己从茧子中挣扎出来，获得内在的独立？

我见过她的丈夫，一个清爽、正派很书卷气的医生，在社交场所顶多给人不苟言笑的感觉，他为人诚恳正直，在行业里声誉很好，然而，这好像无法说明婚姻问题。记得当时我们正一起用餐。我看到她在餐桌上为丈夫剥螃蟹，剔鱼刺，好像他是个孩子，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危机，因为她的不肯回美国。可她依然在照顾他，以一种多年的惯性，他也一派心安理得。我那时就有预感，有一天他会很后悔很后悔。

唐颖与巴厘岛的孩子

（2）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或者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绝不会是最快乐的人。

亨利·米勒称作家是“向内长的脚趾甲”。

艾瑞卡·张说:“我们坐在那里郁闷很多年，从肚脐眼里挖东西，但只经历了出版后的反高潮。”

这是写作人命定的境遇吗？“写”是个漫长的期待，你的热能、荷尔蒙在被预支，当结果到来时，只有疲惫和空虚。如果这是个反高潮，真正的高潮已在初初执笔的一刻出现过了？

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事实是，这正是写作的特性，在真实的人生里，我们学会轻描淡写，轻描淡写我们的情感，令人感到郁闷的恰恰是这一点。

写作作为生活方式，并非是最好的，“最好”是个引人走入歧路的词。或者说，我没有找到更适合于我的生活方式，我为此迷惘。同时，我没有因为写作而放弃什么，就这一点，我是个平庸的写作人，难道我想面面俱到吗？好像又不是。我的日程表中写作的时间很少，一星期有三个半天已经很顺利了，那是在手头有东西写的时候，有时候，两三个月都在“不写”，然而，“想写”的感觉却跟着我。

对于我，有“写作”的愿望，比“写作”更有意味，生存意义因为它而有所提升，这种说法好像很空泛。确切的感觉是，当我进入写作状态，便开始远离现实，是的，我找到了远离现实的方式。用卡尔维诺的说法：想开辟一个不同的空间，自然还有别的更充实、更个人的方法。写作于我，是唾手可得，瞬间便能构筑的另一个空间。

因之，写作生涯很像持续着的青春期，假如说反叛故土渴望异乡是青春期的特征，伴随着焦虑和不安宁的灵魂。谈到写作，一定要提到其他写作人对我的影响。

几乎整整两世纪的西方作家影响过我，不仅在写作上，也是我成长岁月需要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我经历过两次疯狂阅读时代，先是文革后期的地下阅读世界，我的中小学教育几乎是在那个不再教授知识的时代结束，图书馆被封了，经典小说上了“毒草”黑名单，于是我们这代人便跟着“毒草”的指引，读了许多经典书籍，想起来那些最精彩的书都是在阴暗角落，在常常是鬼鬼祟祟的状态下获得，而且多半是破破烂烂，经过无数次传阅早已封面封底连同书名和作者名一起遗失，没头没尾的小说，直到进大学，可以堂而皇之坐在图书馆阅读，直到那时，我才有机会把一本本名著被遗失的开头和结尾补上，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经结束，高考刚刚恢复，我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届大学生，那是个令我今后人生常常要追怀的政治解冻时期，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我们在一片废墟上反省和感悟，是可怕的信仰破碎过程，获得的是精神解放而不仅是文学教育。这第二次的疯狂阅读已抛开十九世纪经典小说和老师开出的书单，是一次现代主义的洗礼。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所有现代后现代流派不分先后一起涌入，真是一场现代文化的盛宴。

能够列举的作家太多了，但直接在写作上给我影响的是法国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的叙述方式，便是模仿米歇尔·布托尔的《变》。佛朗索娃·萨冈的《那样一种微笑》、《你好，忧愁》、《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令我对题材的微小产生信心。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琴声如诉》，使我从此迷恋现代主义所呈现的破碎、废墟的美感。

有评论家认为，我的作品与张爱玲的小说有某种共同的艺术特征。事实上，我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机会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可叹的是，当年文学史的缺损令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对张爱玲毫无所知。我想说的是，张爱玲的深刻与尖锐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之后才能感受，她的小说没有诗情，没有乌托邦，几近于豪华的文字讲述的却是一个腐烂的人生，张爱玲的洞察力是对于后来作家的挑战。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那么这一个让她在其中生活，爱，并且书写的城市，也给我同样的机会。只是我的上海和她的上海已相隔整整五十年。

在本集子中收入的四个中篇小说，其背景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一个极其动荡充满变化的时代，我所说的动荡和变化，是指整个大陆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时代，从极权时代进入消费时代，过往的价值观正在粉碎，被禁锢的欲望获得解放，但同时，黑匣子被打开了，我们的精神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以为快乐将随着新生活一起到来，可为何抓获的却是一个个悲剧呢？我的小说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些故事。

有人认为我的小说肯定了某种物欲，可我的故事好像在告诉人们，你得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当然，欲望是人性，是社会前进的活力，可我或多或少被中国文化制约，在直面它的时候，已经有了道德态度。然而，我很怕我的小说仅仅为了“警世”，我希望能客观地展现我的人物，那些有欲望有活力因而也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经常需要选择，为了一些在旁人看来是卑微的愿望，他们舍此取彼，让心灵饱受煎熬，这一刻的人才最富人性。也许，人性本来就是卑微的，和时代的大而化之比起来？也因此，让我看到自己写作的价值，刻画人性是我不倦的追求，假如这也能称为追求。我还想说，没有选择的人生是不人道的，这便是我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时对我笔下人物的肯定。

也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是悲观的，可面对时代变迁我们的欢欣和向往还记忆犹新，为何我的故事却是悲哀的？

我是在文革中成长，那个时代给我最浓重的阴影是，没有个人，只有群体，人们生活在群体的谎言中，冠冕堂皇的理想后面，是残暴的兽性的张扬，多么可怕的“群体”！当社会更加物质化的时候，也更加人性化，消费时代是个人化的时代，表明了某种无所不在的个人选择，是对群体化意识的消解。今天人们对于物质的巨大热情，充满了当年物质匮乏的恐惧，也是人性受压之后的反弹，这种物欲的需求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我想展示的是，人们必然在沉溺中失却自己，又在挣扎中找回自己。人的精神是在与自己的抗争中变得强大。

然而，人的确又是渺小的，和时代的潮流相比，过往的政治潮流，今日的经济潮流，你永远无法选择你向往的时代，你永远有生不逢时的感觉，要说悲观，这才是我的悲观。

唐颖

作家简介

唐颖：上海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以书写都市题材小说闻名，被认为是写上海“写得最准确的作家之一”。在《收获》等重要文学刊物发表小说三十几部。中篇小说《冬天我们跳舞》、《红颜》、《那片阳光还在》、《丽人公寓》、《瞬间之旅》、《纯色的沙拉》、《不属于我的日子》、《无性伴侣》、《双面夏娃》等多次转载、并进入不同小说选本，屡次获奖。出版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家肴》；出版中篇小说集子：《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纯色的沙拉》、《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红颜--我的上海》、《冬天我们跳舞》。部分作品被改编搬上银幕和舞台。编剧并导演话剧《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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