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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周思聪走得太早。一九九六年走的时候，她才五十七岁。
人已去，惟有欣赏她的画，读她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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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水墨画，变幻无穷的黑白常令我沈醉。
——周思聪
曾经为之倾倒的形式，拿来却成了桎梏，因为那不是自己心灵的顿悟，而是别人的灵光。
——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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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做画，画心中所想，而非眼中所观。孩子不可能热衷于解剖，透视，素描关系这些技巧的搬弄，而是情感驰骋，随心所欲，“万物皆备于我”。这正是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境界。
——周思聪
画让人看后应能使人神游，这是成功的。但是不能为了情趣而人为地去编造，只能是自己感受中的生活情趣。——周思聪
生活的感受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讲出来，不要通过看别人的作品来启发自己的感受，不然往往是不痛不痒。要有真实地感受。
——周思聪
“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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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卢沉伉俪
周思聪、卢沉是20世纪晚期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伉俪。两位先生的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兼容并蓄，融传统与时代精神一体，以独特的生命感悟留下了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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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二月九人美展”，周思聪（右二）与王明明（左一）、张步（左二）
在画坛，周思聪、卢沉的和谐默契众所周知。都毕业于中央美院，接受过严格的素描训练，拥有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是新中国时期成长的一代画家中的佼佼者。周思聪深秀于内，善于将主观与感应化为绘画，是一位天才型的女画家；卢沉善于把感性理性化，是勇于探索开拓的教授兼画家。
那周思聪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
“有才气，绘画很独特，拿起笔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郎绍君说周思聪的才气是卢沉自己都承认的：“卢沉比较理性，他一再说，就绘画才能论不如周思聪。不过，他读书思考，在思想观念上对周思聪有一定影响。”
聊到周思聪个人性格时，卢沉认为周思聪外表柔弱，但内里却有一种骨气。郎绍君则这样形容：“卢沉直率热情，十分健谈，非常关注思潮与理论，周思聪话不多，声音轻轻的，但有实在的见解和态度。她曾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多说话都能彼此了解，是真朋友。我比较注意他们的画，他们比较注意我的文章。”
周思是一个让老天都嫉妒的才女，所以从年轻时她就很劳苦。都说有才的人都是孤独的，甚至连老天都会嫉妒。
为了更真切地了解这位伟大而具悲悯色彩的艺术家，下面给大家献上周思聪先生的自白：
我的经历简单而幸运，说来话短。
我出生在
北方乡镇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里。
记得
生着白胡子的祖父
是镇里一所小学的校长，
我四岁时曾被白胡子牵着
混到那所小学里念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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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时与姑姑合影
生着黑胡子的外祖父
是同一镇里的一位草药郎中，
他很受乡里敬重，
闲暇时常写诗作画，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跟母亲去姥姥家，
坐在黑胡子膝下玩耍，
我对画画的爱恋大约就是从姥姥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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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合影
日本人投降那年，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
我在北京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并一直居住到现在，
也差不多算是北京人了。
在小学时，
张怡贞先生是我的美术老师，
她和蔼而严格，
是她给予我绘画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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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与同学合影
读初中时，
偶然见到杂志上刊登的德国人凯绥？
珂勒惠支的画，
受到极大震撼。
她成了我最崇拜的第一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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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惠支作品
读完初中，
我兴高采烈去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没料想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致使我失去了那次机会。
但我的固执
终于胜过了父亲的权威，
第二年我便成为美院附中的学生。
老校长丁井文先生
对我们这些孩子关怀备至，
年轻的老师们都极平易而负责，
我在附中接受了严格的素描基础训练，
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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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期
一九五八年，
极左的年代，
我们附中毕业的四十名同学中
被美院录取的只有少数几名，
出乎意料，
我竟是其中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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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可染合影
在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五年的学生生活中，
有幸受到我所敬仰的
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
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
叶浅予先生、刘凌仓先生、
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
郭味蕖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
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一九六三年美院毕业，
我被分到北京画院做了专业画家。
然而紧接着的十年浩劫
却使我同其他人一样被迫停止业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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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照
一九六九年我与卢沉结婚，
志同道合。
我们有一子一女，
日子尽管紧迫，然而和谐、默契。
一九七三年重新开始创作。
展出的作品有《长白青松》、《山区新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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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长白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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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山区新路》
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
我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一九七八年深入邢台地震灾区，
完成水墨画《人民和总理》。
一九七九年此画获全国美展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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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人民与总理》
一九八O年赴吉林省辽源矿区，
开始大型组画《矿工图》的创作。
一九八一年到凉山彝族地区写生，
之后创作了十数幅高原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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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组画
一九八四年应日本著名画家
丸木位里、赤松俊子之邀赴日，
在东京上野美术馆展出《矿工图》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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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野美术馆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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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本赤松俊子家中 1984年
一九八五年以后，
因患病，
创作活动长期受阻，
期间带病完成部分小幅作品。
自传到此便传完了。
人说没有坎坷经历的人，
其作品便没有深度，
看来此话正应验在我身上。
画了三十多年画，
始知自己天资平平。
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顺其自然吧。
我只愿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我。
谨以此平凡的画集献给我敬爱的师长。
一九九O年九月
看完周先生的自传，发现她对自己的生活描写竟如此风轻云淡、朴实无华，也许在生命的尾声，她早已归于平淡了吧！事实上，真是的生活带给她要悲惨刻骨铭心得多。
从早年间，周思聪的父亲生病需要照顾，卢沉的母亲也跟他们一起生活，善于艺术研究的卢沉对家里的事情并不在行，两个孩子还很小，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周思聪一人承担，她总是无论冬夏在冬天院子里用冷水洗衣服，这也似乎是她后期得类风湿病的原因之一。随着卢沉患肝炎，周思聪开始负担起了更为艰辛的家庭和精神负担。但是话语不多的周思聪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少有表露，不久之后周思聪得类风湿关节炎。这是《矿工图》没有完成的最直接原因。
周思聪给好友马文蔚的信中有这样几个片段：“卢沉因病不能画，我的压力很大。这画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人的气概，我感到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曾经是那么希望着，共同完成。他毫无道理的冷漠，伤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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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与友人书》书影
卢沉退出创作，周思聪病情加重，《矿工图》最终还是没有继续下去。郎绍君说：“类风湿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无休止的疼痛，关节变形，伤口难以癒合；不断的住院、治疗，无法解脱的烦脑，组画就搁置了。
严格说，她的风湿病痛，有一段是时好时不好，不是完全没有接续画的可能。我问过她，除了病痛，还有没别的原因？她说：就感觉自己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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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凡《周思聪在矿工中间》
《心欲静，忧未歇》一文中说：这‘力度’不是尺幅和笔墨形式方面的，大约是心理上的。作品挽救的历史苦难及其惊心动魄性，需要画家巨大的意志与承受力量。周思聪太多柔肠，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难以忍受从自己笔端流湍出那么深广的痛苦。她认可我的这一推想。实际上，她放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时候，除了身体与心理，还有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艺术上的另一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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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图——同胞、汉奸和狗》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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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图——同胞、汉奸和狗》局部
从文革时期到《矿山图》，周思聪的人物画创作一直承载着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但当她到了彝族地区之后，她说：“在那里我看到的、感到的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里地球转的特别慢，人们自生自灭，像植物一样，他们没有文化，但人与人之间却很干净，比较原始，这就很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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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图——人间地狱》 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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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图——人间地狱》局部 周思聪
在给友人的信中，周思聪谈到她对人的审美标准：
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美。比如一个通身区[黢]黑的矿工，他以为自己的丑陋的。殊不知他是那么美，令你惊异。我也常在街头观察过一些时令女郎，穿一半件洋货什么的，或是脸盘略有点标致什么的，于是盛气凌人、自命不凡起来。一看便知是个草包，从里面浸透出丑态。这当然不属于我所欣赏的“平凡的人”之列。在我尊敬的画家之中，李可染是德高望重的，然而他却是极平常的人。激动起来，结结巴巴说不出话像个孩子，对许多事常显出惊奇“怎么会这样？”，有了高兴事，一遍一遍说给人听。所以他是个常人，是个自然人，至少本质是如此。“我爱平凡的人”这句话，也可以说成“我厌恶自命不凡的人”。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周思聪性格里还有一种敏感的一面，尤其是对人生悲哀的的情感特别敏感，她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一种相对宁静、平和的心态，不想再激烈的宣泄，再承载过于沉重的社会主题了。所以她所感受到的彝族是安静、质朴、没有任何激烈的矛盾、时间甚至是静止的，这与大部分去到彝族地区的人们感受到的并不相同，周思聪的关注点在彝族人普通、真实又劳苦的生活，所以周思聪的感情是细腻的，她也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风情，在她笔下的彝族妇女平静、忧淡，却也总是辛苦的背负着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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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1981年
“她从大凉山归来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刻画了两个在背柴途中歇息的彝族妇女，题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正是她的感受和想像——没有争斗和混乱，只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生活。
周思聪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女子，她们贫穷，勤劳，淡然、朴素。画她们的笔线和色调也是恬淡抒情的。”郎绍君曾经撰文说这件作品还延续着《矿工图》的浓重陈郁，却没有了《矿工图》的解列和悲怆，“画中两位在途中喘息的彝族妇女，脸上雕刻着沧桑、眼神却木然、漠然。”
周思聪在访谈录里说：“我到了那里就有一种共鸣，好像在上一个世纪的梦中曾经想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融洽。”
郎绍君认为：“这些作品笔墨风格已经不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凝重，空间也变得开阔起来；人物精神的‘淡’则依旧：无论她们在做什么，都像无所谓，无所注意似的，但又很自然，没有一丝牵强。我曾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较多出现的妇女形象。她们‘多孤独一人，或在秋雨里、或在雪夜中，或在草地上，身处空阔的原野，云天低垂，尘路漫漫，独立移步，艰难而无怨’。”
郎绍君说“80年代中期，中央美院国画系开人体课，请周思聪去授课。她和学生一起作画，用圆珠笔勾画了一批巴掌大小人体画，这批人体的特点就是‘变形’。课堂上画人体，一般都是为了解决结构、色彩、光线等技术性问题，但周思聪看到和追求的不只是这些，她关注的是生命苍桑在体形上留下的痕迹。这样，在写实性追求的同时，她适当用了一些夸张手法，把那种苍桑感突显出来。
这批小画传到各地，不自觉的颠覆了人体画单纯的技术目的，以及单纯的唯美追求，人们竟相摹仿，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人体绘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周思聪画的人体，有生动的肉体，更有深层的精神追求。
随着病情的加重，周思聪后来已经不太容易继续进行人物画创作。荷花，是她80年代后期开始，集中于病重之后的90年代创作的。
“多年的病痛，不断的住院、打针、治疗，朋友们帮助她到新加坡、美国治疗，也未能明显好转。久不离病榻，她渴望重返大自然。
在帅府院的家里，在北京第六医院的病房里，我都见过她用变了形的指关节把笔画荷，画风雨小屋，山水小景。物质生命的困境迫使她寻求精神生命的寄托。
笔力和气势不够，就追求墨色和韵味，花少叶多，晴少雨多，没有‘红莲沉醉白莲酣’的盛景，不乏‘月白风清欲坠时’的忧寂。浮萍淡如泪痕，残荷恍似乱云，折落纷披，仍透着生机。寂寞中不乏热情，愁思中又交织着喜悦。前人画荷多‘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喻，周思聪画荷则直抒心曲，深情动人。”郎绍君说荷花从另一个方面突显出她的杰出绘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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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残荷
“周老师那时身体的状态，所承受的痛苦，对她是一种精神升华，她跟我说过，说都想通了，一切随缘。”这就是王明明为周思聪所总结的“归于平淡”，他说周思聪最后一批荷花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无”，技法上减到了不能再减，就像是一种解脱和精神的蜕变，周思聪并不信佛，却像是到了佛学中的最高境界，画中的空灵恰好与她的精神是巧合的。
“从对命运的抗争，到后来的无奈，再到最后的解脱，这是周老师精神上的领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放掉，顺其自然。”对于周思聪晚年的艺术道路，王明明这样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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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流民图》 200×2600cm 1943年
在中国画命运攸关的年代里，周思聪以一位艺术家的良知与责任，创作出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矿工图》组画是周思聪的代表作，是八十年代初中国表现性水墨画的代表作，也是蒋兆和《流民图》之后的又一部揭露侵略罪恶的人道主义力作。这类作品的出现所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以及悲剧所特有的美感，还有悲剧所特有的文化力量，与那些歌颂的人物和歌颂的作品背道而驰。它给予当时文化界的震撼力，给予美术界的影响力，超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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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 《矿工图— 遗孤》局部
在1966年由卢沉构思、立意的《矿工图》组画，以东北沦陷时期的矿工苦难血泪史为创作主线。最初计划自《背井离乡》始，描写农民逃荒求生，携家带口进入矿山；第二幅《地狱之门》起，主要描绘矿工们与矿主、监工、刑罚、瓦斯、饥饿、病痛触目惊心的生死搏斗，最终以矿工《当家作主》结束。在1980-1983年的四年时间里，周思聪共完成了《王道乐土》、《人间地狱》、《遗孤》、《同胞、汉奸和狗》四幅作品。由于健康等种种原因，《矿工图》组画最终成为没有完成的浩浩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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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聪 《矿工图 — 王道乐土》
《矿工图》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构成方法，以分割的画面和重叠的形象喻示了重压之下支离破碎的灵魂，强化了受难者无尽的创伤。在人物造型上，她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大胆地进行夸张和变形，墨色焦黑，形象扭曲，构图满密，矿工的苦难似乎要溢出纸外，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昭然于前。
匡时2012年秋拍 周思聪《矿工图 — 王道乐土》变体稿 178×240cm
《矿工图 — 王道乐土》第一稿相对完成稿而言，在题材、表现手法、构图、艺术元素等各方面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但又在色彩、局部等细节上，体现了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艺术思维变化和提炼的过程。
如今，已经很难有机会见到周思聪如此大尺幅的、具有代表作意义的、且在近当代美术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面世。同时，其对当前国家组织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ART艺术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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