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工序大体是这样：先用尖头铁笔在钢质垫板上刻写蜡纸，然后把蜡纸挂上墨网，用滚筒蘸上油墨碾印，于是油墨透过诸多刻痕，一张张传单或小报便大功告成。这种活很奇妙，干得多了，少年们免不了别出心裁再干出一些花活，比如用多机实现多色套印，或在蜡纸上下足功夫，时琢时磨，时剔时刮，居然能捣腾出木刻、工笔线描一类图像，甚至印制出深浅不同的水墨层次，与铅印的正规报刊相比，效果难分高下。可以想象，要是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再闹上几年，一代铁笔艺术家茁壮成长，就靠那些侏罗纪风格的老装备，蜡刻印象主义或蜡刻浪漫主义也许要流派纷呈的。

多年后，徐冰说起当年，出示自己的一些油印插图，我一见就会心。

想必这位大腕当年也是脸上常有油污，指头磨出硬茧，上街只看墙头张贴的小报，看小报又全然不在乎内容，目光直勾勾的，只是留心标题、版式、配图的艺术高招和创作心机。

惺惺惜惺惺。

他肯定注意到街头最精美的那几家小报，隔空神交了许多同道好汉，恨不能千里相会聚首把臂一吐衷肠。

我也在这个江湖里混过。 其时年满十四。

本人最大的从业污点是伪造印章。

说实话，既然铁笔下能有艺术流派，刻出印章效果就只是小菜一碟。

全国学生免费大串联历时约半年，终于被叫停，但同学们心痒痒的还想出去逛，于是盯上了铁路系统的内部车票。在他们怂恿之下，我借助一把放大镜，在蜡纸上精雕细刻，再用抹布蘸上油墨轻轻涂抹，很快就制作出铁路局的什么函件，其大红印章看来看去，几可乱真。有同学一见就乐坏了，“你索性再刻一个中央军委的公章，我们坐上轰炸机出去耍耍呵。”

以这种假印章骗车票居然多次成功。

就这样，这一年夏天，好友们一伙去了广州，另一伙去了北京，再不济的也去畅游岳阳或衡阳，校园里变得异常安静，只有绿树深处蝉声不息。

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我早已去过了，便留校守家。

我所在的长沙市七中与烈士公园为邻，校园北部的山坡外就是浏阳河。

如果同学们都在，我们常去河里骚扰民船，以满船的西瓜或菜瓜为目标，讨不成就偷，偷不成就抢，图的是一个快活。

后来还有更神通的战法，那就是一齐对船老板大喊“陈老板——”或“樊老板——”。

“陈”谐音“沉（船）”，“樊”谐音“翻（船）”，都是美丽江面上最狗血的咒语。

有些船民一脑子迷信，一听到这种叫喊就叫苦不迭，就急得跳脚，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往船下丢几个瓜，算是堵上小祖宗们的臭嘴。

可惜我眼下孤身一人，构不成声势，没有预言“沉船”或“翻船”的威慑力，只好怏怏地提一条游泳裤提早回家。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1967年这一天的回家之路实在落寞得很，无聊得很，一路走得郎里咯郎。

我走过飘飘忽忽的体育馆，摇摇晃晃的公交牌和米粉店，在白铁作坊前还没把弧线剪材看出个门道，忽听身后一声暴响。

事后依稀分辨出来了：枪声！

事后我还回忆起来了，街面顿时大乱，人们像一群无头苍蝇惊慌四散夺路而逃。

如果我拍拍脑子，掐一把皮肉，还能回忆起一个老太婆摔跤了，另一个汉子盯住我的左腿大惊失色，于是我看见自己裸露的大腿上，有一个扣子般大小的血洞，开始往外冒血。

这是什么意思？

这红红的液体不就是血吗？

我的天，刚才那一枪是打中了我？

世界上这么多人影，我招谁了惹谁了，竟然如此背运，早不回晚不回偏偏要在这一刻回什么家，千辛万苦把自己往那个黑洞洞的枪口上凑？

我没感觉到痛，而且发现自己还能行走，便用游泳裤紧紧捂住了伤口，跟随人们闪避到路旁。

我撞开了一张门，有用没用先求上一句：“我受伤了，请帮帮我！”说完才看清面前是一老一少两个惊呆了的女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一位女同学的家。

她比我高一届。

她肯定没想到，我们日后还有机会在同一个知青点共事多年。

她肯定更没想到，她再后来移民美国，经商成功，与伙伴们天各一方，只是一份音信渺茫的模糊。

她是否还记得，她外婆找来草纸烧灰要给我的伤口止血时，两只手颤个不停，好几次都划不燃火柴？

是否还记得包扎伤口时，她俩全身都软沓沓的使不上气力？……好容易，门外消停了，枪声和狂喊乱叫没有了。

一个男声由远而近：“刚才那个伢子呢？那个受伤的……”大概是受邻居们指引，一个人敲开了房门。

他瘦个头，还有点驼背，手里提一把驳壳枪，冲着我们裂开生硬的笑纹，“不好意思，刚才我们是在抓公检法那些忘八蛋，妈妈的，一时枪走火，枪走火。”

他说的“公检法”，是司法系统某个群众组织，大概是他们的对头。

那时正是“文攻武卫”高烧期，每个城市都闹成山头林立，你争我斗，一旦红了眼便兵戈相向。

连中学生手里也少不了苏式骑53、汉阳造79、转盘帕帕夏……说实话，多是些民兵训练用的破铜烂铁，子弹也不好找。

谁要是扛上一支56式半自动，那才有几分正规军模样，有脸挎出去招摇过市。

大家对此其实意见不小：北京那边说“武装左派”看来也是半心半意呵，要不然好枪都去哪里了？

不是被一脸又一脸假笑的解放军早早藏起来了？

接下来的事较为简单。

小驼背抱上我出门，送上一辆货卡，是他和同伙刚从大街上截来的，然后一路驶向湘雅医学院附属二院。

看着呼啦啦的梧桐枝叶在天空中刷过，我已开始感觉到伤口裂痛，而且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弹孔，在大腿侧后，是子弹的入口。

进入医院后，痛感更加猛烈的狂暴。

不知什么时候，白大褂晃来晃去，一位女护士问我一些问题，爱吃什么菜，爱唱什么歌，爱玩什么游戏，是不是放过风筝或做过航模，诸如此类，莫名其妙。

事后才知道她这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让我瞥见手术台上那一大盆一大盆的血纱布，防止我大叫一声吓晕过去。

据她说，手术时间稍长，是因伤口离枪口太近，火药残毒重，必须切开皮肉全面清创——这话说白了吧，“清创”就是用药纱条在一道肉沟里拉锯式的拉来扯去，就是用钳子夹上药棉团这里那里猛戳一通。

我哥来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找到了我——这里已人满为患，加床都差点加到厕所里去了。

我哥对小驼背怒不可遏地喊：“你什么人？干什么的你？你会用枪吗？你也配拿枪？你的枪口再提高一点点，他就没命了你知道吗？你今天实际上就是个未遂的杀人犯，杀人犯！谁在乎你那点水果罐头？医药费算个屁呵。他要是留下个什么，你这个家伙必须一辈子负责到底我告诉你……”

小驼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把手枪哗啦一声推上膛，狠狠地塞给对方，“那怎么办？大哥，你打我一枪。”

我哥愣住了。

“你要是还觉得亏，那就打我两枪。不过话讲在前面，我没打死他，你也不能打死我。”

大学生最终没敢接下盒子炮。

“你打呀，打呀。没关系，老子这条命反正不值钱，就是一条狗。大哥你要是不会打，来，小弟我教你打……”

现在轮到我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了。

其实，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家伙长得未老先衰，虾米背和猿猴嘴不怎么周正，倒也不像个小土匪。

无所事事的时候，见邻床一个老头上厕所困难，他就扶来扶去好几趟，还帮忙打饭。

见病房里太燥热，他后来带上一个兄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工厂里常见的大型排风扇，拉上临时的电线，呼呼呼送风，赢得众多大拇指。

大概是同医生们混熟了，还不时有白大褂来找他，求他去救个急，帮个忙。

他们都叫他“小夏”或“夏同志”或“夏如海同志”。

据说他总是在脖子上挂两串手榴弹，把其中一个拧开盖拉上弦，冲到手术室那一类地方，大吼一声，两眼圆瞪，喝令小杂种们统统闭嘴，统统一边去。

那些“小杂种”其实也是荷枪实弹凶巴巴的，大多比他雄壮比他伟岸，无非是看见战友伤情重，正急得抓狂，用枪口指着白大褂们，强求手术插队，强求最好的大夫出来主刀什么的。

在这种场合，穿鞋的怕光脚的，光脚的怕玩命的。

突然冒出一个比谁都不要命的王八蛋，其他人不敢同归于尽，就只得让他三分。

好几次混乱就是这样平息了。

我后来怀疑，院方让我足足住院二十多天，迟迟不放我走，其实是想把他这个维稳积极因素多留下几天。

想想也好笑，要放在平时，就凭他的虾米背，满嘴“鳖”呀“卵”的流子腔，大夫们哪能拿正眼瞧他？

科班出身的正人君子们，餐前都要肥皂洗手的，周末都要上公园赏花的，笔下总是拉丁字母龙飞凤舞的，别说没工夫对他和颜悦色，恐怕还要严加提防。

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鸡毛飞上天了。

既然只有他愿意平乱，能够平乱，那就成了革命医务人员的主心骨，德才兼备的好同志。

即便一条颈根总是没洗清爽似的，能算事么。

肯定是饱吸了太多热情信任的目光，听取过白大褂的诉苦和建议，小驼背同志心情大好，索性再叫来几个兄弟，统一挂上“青年近卫军”的红袖章，在大门口吆三喝四地设岗值勤。

他指挥就医者们排队，顺便督察一下环境卫生工作，教训一下叫卖的小贩，忙得浑身汗臭。

如果让他再忙下去，人民英雄人民爱，人民军队爱人民，他可能就得问寒问暖成天说上普通话了。

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却一直坍塌式消沉。

文艺界男女们常来慰问战斗英雄，又唱又跳，又献花又鼓掌。

其实英雄在哪里？

在这个被临时征用为专收武斗伤员的医院，一个弹片削去鼻子的菜农户，一个腹中四枪的小学生，一个炸飞了双腿的还俗和尚，一个脑袋被铁棍开了瓢的搬运工，还有太平间蒙尸白布下露出的一缕黑发或一双赤脚……看得我心惊肉跳。

这就是“路线斗争”呵？

明明是开屠坊、摆肉摊么。

手术室里日夜灯火通明，白大褂们匆匆来去，那么多人被呼啸防不胜防的钢铁剪裁成模糊血肉，号叫的号叫，失禁的失禁，完全是一片战祸景象——这就是“继续革命”的丰硕成果？

邻床的一个眼镜鬼，参加过省会长沙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聚义兴兵，前去“解放湘潭”什么的。

但大家一窝蜂真到了前线，一个叫易家湾的地方，没人指挥，连饭也没人管，各人自己找地方趴着和躺着。

几个首长模样的人挂上望远镜，带上随员和步话机，乘坐军用吉普窜来窜去，雄才大略胸有成竹的范儿，让大家眼巴巴引颈期待，但等到天黑也没见下文……只好一窝蜂又纷纷散了。

“贼养的，就算是耍猴戏也不能饿肚子吧，去地里挖红薯算什么事？”

我这才看到了报纸和庆典以外的世界。

未完待续

韩少功，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湖南长沙人。曾任《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报告政府》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等，长篇散文《山南水北》《暗示》等，理论专著《革命后记》以及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内外文学奖项，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