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河北安新县，属于保定专区。

雄安如今火了。那个安即是老家安新县。著名电影艺术家崔嵬执导的电影《小兵张嘎》，描述的即是安新县白洋淀畔的抗日故事，那是勾起我乡情的电影。奶奶被枪杀，老钟叔被抓，嘎子孤身去找部队。临行，他在奶奶坟前伏地磕了三个头，村长大伯抹泪哀声叮嘱：找到部队想着给我捎个信，如果找不到就尽快回来，免得乡亲们担心。亲情扑面而来。嘎子孤单影只走上悠长的河堤，此时，二胡奏起的梆子调，激愤悲亢，激扬起浓重的乡情。

我回过两次老家。第一次是一九六〇年，奶奶病重，爸妈商量再三，决定让父亲带我回去。理由是，我姐姐和两个哥哥，奶奶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我这个最小的孙子，想着让老人家临终再见一下小孙子吧。那年我五岁，记忆懵懂。

父亲之前是回过家的，只是我小，不明事。现在想来，父亲返乡是很有荣光的。而这种荣光却是由一系列奇妙的偶然性带来的。人生，或许就是一系列偶然的组合。单说父亲参加革命，时届1939年，世事动荡，国破家亡。爷爷奶奶生了四个孩子，三个是丫头，只有父亲这一根独苗，那可是光宗耀祖成家立业的唯一希望啊，哪舍得让儿子去吃粮当兵呢。无奈家中太穷，几近饥不择食。这当口来了个本地的文化人，看见父亲便对爷爷奶奶说，“让这孩子跟我走吧，找个有饭吃的地方去。”爷爷奶奶一狠心，答应了。去干什么，到哪吃粮，一概不清楚呀。好在，最终吃的是八路军的粮。那年父亲十四岁。

十四岁便在村里闹出过不小的动静。父亲在县大队当上了通讯员，怀揣盒子炮为部队送信。一天夜里，在村口遇见了两个鬼子，原本是咿咿呀呀乱咋呼，喊着要让父亲站住，父亲撒腿便跑，结果枪响了，父亲掏枪还击。鬼子知道遇见了八路，立马紧追不舍。黑暗中父亲窜上村里的屋顶，屏息静气，这才躲过一劫。这事在村里传开，把乡亲们吓得不轻，当地老人还一直记得这场虚惊。

第二个偶然，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驻守在了上海。上海是个什么地方？那可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一个冀中平原的泥腿子能进入上海，代表政府去保卫上海，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哦。

第三个偶然，是父亲居然生了三个儿子，这在家乡人看来，刘家这下是续上了香火，子嗣必定兴旺啊。

解放初期的父亲

母亲和刚出生时的大哥

可以想见，当年父亲穿着55式校官服回到故乡的情景，那一定是很风光的，也可算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

家乡的路很长很远。火车哐当哐当地一路向北，两天一夜的路程。可并不感觉疲乏，因为车窗外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毕竟我生平第一次乘火车，也是第一次出上海。车到北京，过夜后再乘长途去保定，到保定后再坐车，辗转颠簸，终于抵达老家。家所在地叫老河头镇坨上村，一个很土的名字。

终于见到了奶奶，我第一次见她，她也第一次见我。但我想，彼此感觉和情感是不一样的。我一个不省事的孩子，看着奶奶苍老的躯体，尚不知千里迢迢来这的目的。奶奶病已很重，仰卧在土炕上，微弱地喘息着，看我的神情完全不一样，充满慈爱与联想。千里迢迢而来，就为了让她见上这么一眼，她的目光里有着欣慰与满足。人之将死，总希望最大限度减少平生的遗憾，而今我也到了耳顺之年，才能体会到，当初父亲和我出现在奶奶面前意味着什么。

对家乡的印象是模糊的，只因年幼，尚无识别能力和方位感，只觉上海拥挤，这儿辽阔，上海嘈杂，这儿静谧，上海繁华，这儿荒芜，上海时尚，这儿土气。可是全家人均拿出最能抚慰我的东西馈赠我。大约是燕儿北归的季节，燕子在辽阔的天空中舞蹈翻飞，剪刀形的尾翼是它们身份的标识。临近黄昏，燕儿集中归巢是最热闹的时辰，它们在枯黄的树枝上依次站队，宛如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神奇的是，它们喜好与人类栖息而居，纷纷选择庄户人家庭院，在泥墙黒瓦的屋檐下建窝筑巢，窝巢修筑的出奇精美。此时它们就显得更为忙碌，有的口衔飞虫，来回喂食巢中的雏燕，可爱的雏燕伸长脖颈，张开嫩黄的喙口拼命索食，巢内巢外，叽叽咋咋叫成一片。我新奇地仰头观看，对我而言，一切均是启蒙。家乡穷啊，庄户人家将这样的鸟儿视作吉祥，愿和它们在共同的屋檐下守护平安，祈福安康。即使这样，这些吉祥鸟也胜不过祖辈对儿孙的溺爱。隔天，爷爷居然掏了一窝燕雏供我玩赏，他知道孙子喜爱这玄妙的精灵。看着我欣喜怜惜爱不释手的神情，他双眼喜成了一条缝。孙儿仿佛就是他的命根。

坨上村没电，挨到天黑，家家户户冒出的是明暗摇曳的油灯。为省油，饭后，村里人习惯集中到村口的空旷处，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和上海比，仿佛这里离天更近，满天星辰闪烁在天幕上，触手可得的样子，月儿像一盏聚光灯，将村头空地映得通亮。我也不明白怎么会一下成为当晚的主角，众乡亲兴味盎然地围着我，听我描绘上海。我不记得自己胡说八道说了些什么，说着说着，津津有味地讲述起才看过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戏是绍兴大板，可印象深刻。我自以为是绘声绘色，大伙围着我轰然大笑，大概因为我的滑稽，故意逗我呢。现在想来，也许是想从我这五岁男孩的身上，尽可能地索取那遥远的大城市的神秘讯息。这些村民好像和刘家都有些沾亲带故，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我根本理不清楚。

不几日，奶奶去了。家里人哭成一片。父亲告诉过我，奶奶临走这晚，竟然神奇地独自起炕，摸着黑，走到熟睡中我的身边，紧紧攥着孙子的手，似有万般不舍。村里人说，这叫回光返照。

对于死亡，尽管似懂非懂，但生平第一次面对，仍掩不住对它的恐惧。下葬这天，我和两个表妹（老姑的女儿）被安置在堂屋的炕上，隔窗能见庭院的丧礼。只见满目的白幡，满目的白色丧服，烟火中焚烧着纸钱供品，烟雾弥漫，空气里混杂着哭声和悲愤的唢呐声，真的宛如一股死气扑面而来。我年幼，早被这古怪的死气吓得目瞪口呆，只有两位表妹，望着窗外，然后咧开小嘴对我傻笑，她们以为窗外的场景是有趣的。毕竟我懵懂，她俩不懂，还小我几岁呢。

看着送葬队伍在辽阔萧疏的黄土地上远远消逝，白幡飘逸，星星点点的。

我病了，是被吓病的。乡邻们联想那夜奶奶摸黑抚摸小孙子，都说，“看来他奶奶舍不下他，要带他走呢。”吓得父亲一天也不敢耽搁，当即打点行装，匆匆离开了老河头。

回上海的路依然是遥远的。记得村里派了一辆马车，一路颠簸先到保定，然后再坐汽车回北京。那时安新县的路，曲里拐弯坑坑洼洼，有的根本就不算路，马车几度上坡下坡，趟水过河，走得很艰辛。到北京住在老姑家，那时北京的色彩是灰色的，父亲领我走过前门，这里尚还透着皇城的威严，厚重的城墙耸立着，城门高大巍峨，全部灰色的砖墙，连天上的鸽群也是灰色的，它们缚着鸽哨，在京城灰色的天空里盘旋呼啸。

我的爷爷奶奶

年幼，加之时光的遥远，此次家乡之行变成模糊的记忆。大上海的光华，重新回到我生命的现实，尤其光阴流逝，我们越来越少了对家乡的情节，毕竟父母在哪，家即在哪，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嘛。从此，来自老家的唯一讯息则是爷爷，他来过几次上海，尽管他从不对我们谈论家乡，但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那股浓重的乡土亲情。

爷爷的模样憨厚诚实，当真有点像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爸妈有时会数落他，诸如不讲卫生穿戴邋遢之类的，他总笑笑，含几分窝囊地“嗯”上一声。他话语间散发着强烈的家乡口音，爸妈都还没“侉”到他那种程度，尤其那个“嘛（即普通话的什么）”字，基本不离口，譬如“你作嘛？”，“这是嘛？”等等，土得掉渣。他能唱河北梆子，记得河南叫坠子，梆子坠子，均是乡气十足的地方戏。一次，在哥哥姐姐们的起哄下，触发了他心底深埋的乡情，他一反常态，兴致勃勃唱了一段《大登殿》，好像是王宝钏唱的这段：观只见平朗丈夫，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系玉带，足蹬朝靴，端端正正，正正端端，打坐在金銮……。那梆子的侉腔，加之他颇为忘情的肢体舞动，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这是至今我对爷爷最鲜活的记忆。他难得这般喜气。

我们都已不小，连我排行最小也读二三年级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都市文化，家庭相对优越的环境，逐渐滋生了我们的清高。平心而论，出于孩子的直率，我们有些瞧不起爷爷，嫌他笨拙，嫌他土气，嫌他邋遢，到哪都不愿带着他。记得几次，爷爷想跟着我们去外玩耍，都被我们躲着甩掉了。以致有一次他独自外出，竟然迷了路。

那已是文革期间了。爷爷来过几次上海，唯独没有去过外滩。在他印象里，上海应该有海，这海就应该在大名鼎鼎的外滩。那时我们住徐汇区的太原路，离外滩远着呢，爷爷竟然一路行走，摸摸索索寻到了外滩。也许这是他内心酝酿已久的向往，而且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的。他实现了，无法想象他独自仰视海关钟楼，俯瞰浦江巨轮时的情绪。糟糕的是，当这一切都结束后，他再也找不见回家的路了。

这天夜幕降临，就是不见爷爷归来。妈妈下班回家，知道这情景也急了，给在部队的爸爸打电话，爸爸匆匆赶回家里，领着我们四处寻找，始终不知行踪，全家成了没头的苍蝇。正没辙时，驻沪部队打来一个电话，问家里是否走失了老人，我们连称有此事。最后部队将爷爷送回家。一问才知，爷爷迷路后还算清醒，直接找到了所在地的民警。民警问他家庭住址，他支吾着不知所云，又问你儿子叫什么，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一张嘴报出爸爸的大名，还自豪地说：我儿子是军长。民警立即与驻沪部队联系，一报父亲的名字，部队连声称是，这才有了着落。不过爸爸并不是军长，但在爷爷心目中，军长是部队最大的官，他的儿子就应该是一位军长。

到家后，一家人围着爷爷开展批评教育。我们几个孙辈更是纷纷围攻他，说以后出门一定要说一声，到哪都该由我们领着，再不敢一个人误打误撞的了。爷爷惊魂未定，一副可怜相，支支吾吾地：“嘛也不说了，不出去了，哪也不去了。”

此事，至今留给我们一种说不出的惭愧。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熟。我从学校去了部队，又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随时光流逝，加之工作繁忙，渐渐把远在老家的爷爷淡忘了，偶尔从父母处漏出一点老家的消息，也不以为然。我们年轻，却忽视了身边亲人的老去。爷爷自走失外滩回老家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上海，我们快乐着年轻着，天真的以为爷爷还应是当年的模样。直到一天父母愁绪满满，说老家来信了，说爷爷老了，在老家无人照料，境况不好。思来想去，还是去人把爷爷接回上海吧，上海的条件无疑比老家好上千倍。我自告奋勇，说我去，我去老家接爷爷。

那年是一九八〇年，我二十五岁，离我第一次回家探望奶奶恰巧过了整二十年。

终于可以用较为成熟的眼光来审视这片古老的冀中大地了。虽在二十年前踏上过这片土地，但除了触手可得的星星，呢喃可爱的乳燕，再就是那场奶奶去世带来的惊吓，其他我无法回忆起更多。仍然从北京坐火车到保定，再坐长途车，尘土飞扬地到了坨上。没有固定的站点，我反复提醒驾驶员到老河头放下我。下车后我四处张望，骄阳下干涸的一片黄土，远处似接上了天际，感觉中没有太多的变化，和当年坐马车上坡下坡趟水过河差不多。

父亲叮嘱我，到坨上后先到大姑家，大姑家条件略好些。大姑二姑成家后各自居住，大姑住的那个村叫大寨，二姑住的村叫皮大口，两个村距爷爷所在的坨上村约莫四五里的路程。我四处张望，哪儿是大寨呢？见远处立着一座红砖砌起的小屋，檐下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便前往打探。老太上下打量我，问我从何而来，叫什么。我报出父亲的名字，说我是他儿子。老太惊喜地告诉我，找对了，她就是我大姑。我如释重负。

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姑父表姐们在灶头为我忙活晚饭，还有一位叔闻讯赶来，经一再介绍，我仍没弄明白他与我确切的血缘关系。饭菜摆满了炕头的小餐桌，大伙在炕上盘腿而坐。我一眼发现了面前的玉米面烙饼，伸手取来欲往嘴边送。这可是稀罕物，脆糯香甜，比上海的米面有嚼头。不料叔一把夺下我的玉米面饼，道：“这下扯淡了，打老远过来，哪能让你吃这个！”说完将一碗大米饭推到我的面前。在他们而言，大米饭是最精贵的。

大家的酒兴上来了，喝了不少。叔往我碗里一个劲夹小毛鱼，说是“七九荷开，八九雁来”，现在是吃鱼的好时节。我问家乡的日子过得可好，叔说勉强凑合吧，这几年白洋淀的水都快干了，年景不咋的，这不，靠编芦席挣点零花钱。果然，表姐简单扒拉几口后，忙于蹲在地上刷刷地编织起了芦席，片刻织出一片。墙角立着一卷又一卷编完的成品。

把酒言欢间，没忘来这儿的使命，我细问爷爷情况怎样。唉！大姑叹了口气，说你爷爷老啦，人也愚了，不认人了。你二姑和我寻思着接他两下里住住，好歹有口热汤饭，洗洗涮涮，彼此有个照应。可老爷子死活不干，倔着呢！

我愁上心来，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大姑哼了一声说，指不定他不愿意呢。

夜里我无法入眠，意识到了这次任务的严峻。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耗子嚣张地在芦苇篾子间哗哗乱窜，瘆得慌。我根本睡不着，使劲盘算着明天该怎样说服爷爷。

第二天，由大姑和叔陪我到了坨上。儿时在这儿不觉什么，仿佛世间万物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何况年幼记忆力差，周围印象均是粗略的，以为一切本该如此。而今二十年后再次回到这里，丝毫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竟是满目陌生，只因它太破败了。其中，在村里，爷爷的居室显得更加破败。墙是黄泥和稻草砌的，尽管覆着黑瓦，瓦片多有破碎，窗棂木质近于枯朽，窗纸风化，残飘于风中。屋内幽暗，正堂内杂乱的干草中，竟赫然躺着一口厚重的棺材，何种木质所制我不清楚。左右厢屋里空空如也。村里人说，老爷子成天介外出游逛，不知何时才会回来。

大约黄昏时分，有人传爷爷回来了，我急忙出屋相迎。叔说，老爷子已不认人了，包括你。说话间，看着爷爷由远而近，他戴顶未系护耳的棉帽，光膀子套件黑布棉袄，肮脏油腻的袖口，一看就穿了很久，肯定不曾洗涤，灰白相间的胡茬布满面颊，古铜色皱褶的皮肤，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咋看，咋像一位沿街乞讨的乞丐。我快步向前，扶起他的双臂，仔细端详他。他也袖着双手望着我。一旁乡亲围过来，对着爷爷的耳边喊：“看见没有，你孙子来了，接你来啦！”我对着他叫了声：“爷爷……，还认识我吗？”见爷爷老实巴交地凝视着我，继而目光柔和，嘴唇微颤着表露出激动，眼内终于洇出了一层泪花。他肯定认出了我，至少认定我是他的亲人。

将爷爷引进屋内，和他一起在炕沿坐下。叔说，“孙子是来接你的，和他一起回大上海吧？”我拉着爷爷的手，也向他喊：“爷爷，和我回上海去吧？”他半天不说话，茫然环视空荡荡的屋子，之后一个劲地摇头，喃喃着：“我哪儿也不去。”刚才那份情感冲动好像过了，又开始变得愚钝。我从兜里掏出两毛钱，哄孩子似地递到他手里。一见钱，他露出喜悦的傻笑，极为郑重神秘地将钱掖进棉帽的缝隙里，再把帽子死死揣进怀里，爬上炕，蜷缩在炕角，生怕怀中票子会被人夺走似的。叔嘱咐过我，说老人不识数，可不敢给他大票子。

这次没能说动爷爷跟我回上海，很沮丧。回大寨，路过一片坟地，叔指着一个突起的坟丘，说那就是你奶奶的墓。我木然地立在墓旁，二十年前那白色孝衣的队列，还有那点点飘飞的白幡，慕然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忽听“妈呀”一声，是大姑哭倒在奶奶的坟地上。

一再劝说，爷爷执意不跟我走。他虽糊涂，有一点不糊涂，那就是风烛残年，死，也要死在家乡的故土上。家中堂屋内那口厚重的棺材是他最后的寄托，冀中黄土那片刘家的坟地，是他最终的归宿。叔对我说，他不愿去上海，他怕火葬，怕闹的尸骨全无。

我的努力全白费了，担心怎么向父母交代。我的假期不允许我再逗留下去。另外，在大姑家的炕上过夜实在是煎熬，那耗子闹的，我有要逃离的欲望。听说第二天是老河头镇的赶集日，决定带爷爷再去赶一次集。

次日一早赶到了坨上，搀扶着爷爷往镇上走。艳阳高悬，辽阔的冀中平原舒展在眼前。春末夏初，南来微风一改先前的凛冽，用和煦温热的双手，抚绿了家乡干涩的泥土。密匝匝的玉米杆子，相互拥抱着随风婆娑，演示着传说中的青纱帐。河面涌起苏醒了的青波，两侧坡面伫立着组组芦苇丛，白色芦花像朵朵云絮，在暖风中欢快地摇曳。我怎就想起了焦黄脆糯的玉米面饼，想起表姐织出的片片芦席，想像着当年活跃在荷花淀的雁翎队。

和爷爷踏上一条平坦的大道，他微有喘息，喉咙发出轻微的哮鸣音。路两侧排列着挺拔的白杨树，绿叶随风哗哗作响，有几颗树像被人砍伐过。残缺的树干没有逃过爷爷的眼睛，他目露凶光，“妈的，这些败家的玩意儿！”他颤颤巍巍地盯视着被砍伐过的树干，有些怒不可遏。此时他瞬间变得不那么糊涂，俨然是这块土地的守护人。

果然，赶集日和平日不一样，集内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有卖牲口的，有卖蔬菜的，有卖铁锄铁镐的，一个约定的乡村市场。我领爷爷停在一家卖驴肉火烧的商铺前，只见他双眼死死锁定在香气扑鼻的卤驴肉上，不断吞咽着涎水，面露饥渴难耐的神情。我问他，想吃吗？他可劲点头。我要了驴肉火烧，两个肉夹馍，塞进他手里。他喜不自禁，双目泛出饥渴的光焰，片刻狼吞虎咽起来。这情景，至今难忘。

回上海约莫一年，家乡来信说，爷爷走了。

转瞬，我们已有儿孙，按照生命历程，我们顶替了父母当年的位置。都说，父母在，我们是坐在死亡的垫子上，父母不在了，我们则直接坐在死亡上了。不止一次规劝自己要坦荡一些，但由于对父母的思念，对于故乡，又仿佛在内心裹上了一层异样的情愫。尤其近来关于雄安的频繁报道。

说起雄安，便会不由自主念及家乡。随着一年一度的清明，父母离我们渐行渐远，而那个原本离我们遥远的冀中平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却离我们越走越近。其实不知不觉，这蕴含着对父辈的一种寻觅，一种寄托。二〇一八年年末，我的两个哥哥和二位嫂子驾车，以寻根的方式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我因故未能同行，是哥哥回沪后的讲述。

掐指一算，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同辈的几位姑姑也早已离世，期间和家乡人少有往来，音讯杳然。现在家中还有些什么人，回到家里该和谁接头，一概不知。二位兄弟就这么GPS定位，一路行至老河头。

如今的坨上村

到了老河头，耳内充斥着乡音，二哥说他内心滚过激动，却不知亲人在哪。便询问路边一位老者，报出父亲名字，问他可曾知晓。老者茫然支吾。恰巧有位中年男子骑车路过，父亲的名字倏然刮过耳边，他停下，问兄弟们来自哪里。听说来自上海，他连称知道知道。二话没说，领着来到镇上的一户人家。迎客的是位老者，经介绍，居然是我们的一位叔。按理叫叔该是父亲辈，仔细一捋，原来是太爷爷兄弟的后裔，用叔的话说，“我们是一个坟头里的”。刚才那位中年人，是他的女婿。你说巧不巧？在农村，家族关系常弄得我一头雾水，高曾祖父，血亲姻亲，这关系如同一张大网，我们在网上的哪个点，我们自己不清楚，网上还有什么人，人与人之间，点与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称谓，更不清楚。而你走在村里或镇上，指不定就会遇上一位与你沾亲带故的人。

如今的白洋淀

外边来人是大事。在家乡，哪怕你读个中专，然后到县城当个教师护士什么的，都是很显山露水的事，更别说是从大上海来的。叔打电话招来了儿孙儿媳，一大家子人顿时聚在一起。大哥说，请家里人吃个饭吧。叔一摆手道，哪有客请主的，当然应由他出面款待。

家规甚严，哪怕长上一辈，也是说一不二的。

这是等待了半个世纪的亲人聚会。水酒一杯，拉呱叙旧，久远的思念，洋溢的是满满的亲情。来时心里还只泛嘀咕，怕寻不到亲人，未曾想，家乡的热度始终没有改变，冀中的土地，一直敞开胸膛，迎接她远方的游子。

终于怀着虔诚，来到了刘家的祖坟。原来刘家的祖坟四四方方一大片，从哪辈排起不知晓，烈、天、高、曾、祖、父、子、孙？真的弄不清楚，只记得叔说，“我们是一个坟头里的”。

刘家的坟头

经指引，到了爷爷奶奶的坟前，这坟墓也就隆起在地面上的土丘，表面生着幽黄的枯草，绝无城里人砖墙护卫，碑文竖起的讲究。二哥问同去的表弟，应该叩几个头？表弟说，叩四个头吧，要不然就要叩二十个头。其中的道理没有深究，大哥和二哥，恭恭敬敬对着坟丘，大起大合叩了四个头。大嫂特意拍了照片发给我，望着二位兄长祭祖的场景，我感觉深深的欣然，不光面对列祖列宗，还隐约包含着对随风逝去历史的告慰，既是对故乡的爷爷奶奶，也是对上海的父母。

二位兄长祭拜祖坟

离开时，大哥没忘撷取冀中的一抔黄土，又从白洋淀舀起一壶甘泉，说，要把她们装入瓶中，分别写上“乡水”和“故土”，待清明时奉在父母的灵前。

雄安新区开发的步伐已紧锣密鼓，世纪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国家在此描绘着宏伟世纪蓝图。这于我而言，像是亦欢喜亦伤心的事，正如回想上海的市政动迁，电视里，屡见即将离开故里的居民伤感抹泪。毕竟，一段历史，一段乡情，一段刻骨铭心的亲缘，终将被掩埋在繁华之下。

好在，记忆没有泯灭。

刘红炜，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萌芽》等文学杂志和报刊开表作品。九十年代转向电视剧及专题片创作，先后投入拍摄并在电视台播出。2007年参加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并任总队长，著有散文集《北非迁徙》。总共发表小说、散文、影视作品八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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