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学老同学们在养老院聚会，为田老师七十三岁生日庆生。当年，化学家的儿子顾大义因熟练背诵化学元素周期表受关注，但一贯正确的田老师，却从他的言行里发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进行狠狠打击。插队时，顾大义娶妻生子留在农村……多年后的同学会，顾大义却来参加了。不料，田老师突然死亡。被列为重大嫌疑人的顾大义在警方调查时却一言不发。“我”开始为顾大义争取法律援助，并多方寻访真相。原来，是因为一个特殊的错别字……

中篇小说《别字》创作谈

总想矫情矫情

王松

我总想让自己小说的故事飞扬起来。

传统意义的故事都是沿着经典的线性时间发展的。

这不能说不好，也好。

这样的故事逻辑严谨，脉络清晰，循序渐进，丝丝入扣，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一种“早已料到”、“心照不宣”或“理所当然”的快感，当然，如果有出乎意料的情节出现，读者就更高兴了。

这也就是常说的“可读性”。

但故事一飞扬起来就不一样了，线性的时间也许停滞，也可能凝固，或被延长、切割、重组，这也就为叙事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这种让故事飞扬起来的小说，似乎总不如不飞的小说读着流畅，或者反而更加流畅，甚至流畅得可疑，乃至让情节和情绪都进入了一种狂欢。

也正因如此，在写这篇小说时，我不想让读者产生任何我不希望的感觉，或增加任何阅读障碍。

所以，这回写的比较老实，随时提醒自己，尽量不让它飞。

当然，有翅膀不飞，和本来就没肢膀，还是不是一回事。

既然不飞，就说不飞的。

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则报道，说的是发生在某个城市街上的一件事，一个已不太年轻的年轻人，在路边把一个还不算太老的老人给打了。

这则报道说，这件事影响很坏，当时街上的人看了都很气愤；

街上谁跟谁发生争执，进而矛盾激化动起手来，乃至一方把另一方打了，甚至打成轻微伤或轻伤甚或重伤，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谁打人，把人打成什么样就承担什么责任，真触犯了法律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了。

但这则报道接下来说的，就让这件事不简单了。

报道又说，这打人的已不太年轻的年轻人，当年曾是那个被打的还不算太老的老人的学生，也就是说，这被打的是一个教师，而他挨打的原因，是当年曾体罚过这个学生，但当初具体怎么体罚的，没说，报道只强调，这个学生声称，这些年，这件事在他的心里留下阴影，所以这回在街上遇见了，上去不由分说就把这老师给打了。

但我在看这则报道的视频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学生似乎并不是上去不由分说，而是一直在情绪激动地跟这个老师掰扯当年自己受体罚的这件事，似乎这件事的本身就值得商榷，由此看来，应该确实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而且应该是屈辱的阴影，他只是这些年始终没找到跟这个老师掰扯这件事的机会，这次终于逮着机会了，就决定跟他好好儿掰扯掰扯，后来是掰扯急了，才情不自禁动了手。

不过我觉得，这些似乎都不重要。

一个人在街上因口角而动手打人，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不对，不对就是不对，除去“正当防卫”一类理由，跟打人的原因没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能动手打人。

可这则报道却反复强调，打人的是学生，挨打的是老师，是当年的学生把老师打了，这就让这件事的味儿有点变了，似乎是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上去了。

于是，我开始替这个打人的年轻人担忧起来。

我倒不是担忧别的，是担忧这个年轻人在接受处罚时会受到“人物关系”的影响。

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除去抚养与被抚养、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之外，没有特别规定谁不许打谁，比如儿子不许打父亲，儿媳不许打公公，下级不许打上级，学生不许打老师，也就是说，甭管谁打谁，只要打人就不行，但除去前面所说的两种关系之外，无论谁打谁在罚惩上也都不会做特殊考虑。

可这件事闹成这样，且这报道一再强调，是学生打老师，最后对这个年轻人的处罚会不会被道德绑架呢？

这以后，我没再关注这件事，最后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但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想起来就想矫情矫情。

矫情本来是指强词夺理，无理取闹，但在天津俚语中还有争辩的意思，也近似于“口角”。

正如坊间所说，理不辩不明，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当然，也是因为这件事勾起了我的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一直以来总是横亘在我的心里。

所以，这矫情，也是自己跟自己矫情。

“教师”是一种职业，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职业却似乎已被我们当成一种角色。

角色和职业就是两回事了。

职业是社会分工。

既然是分工，也就什么人都可以干，比如会计，只要你有专业知识，考到证书就可以从事；

商人，你只要有这本事就能经营。

教师也如此。

但“角色”就不一样了，角色有“正”“反”之说，也就是所谓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

可现在，我们却经常把某种职业当成某种角色，而且一上来就先认定是“正面角色”。

比如医生，我们总是一概统称为“白衣天使”，不管有没有翅膀也叫“天使”。

我曾看过一些关于发生在医院的“伤医事件”的报道，其中经常说这样的话，医生每天的工作如何辛苦，患者这样对待他们是不公平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多医生的工作确实很辛苦，但是所有的医生都这么辛苦吗？

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反问，有的医生用他们的那种态度对待患者，这公平吗？

每个患者也都有，或曾经有他们的职业，不能说，因为医生这个职业辛苦，患者的职业就不辛苦，更何况，患者这时在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当然，这里也要说明一点，并不是说，因为患者在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如果“伤医”就是对的，就有理了，倘这样说就真的是“矫情”了；

可是舆论只要求患者理解医生，又何曾要求过医生理解患者呢？

我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

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生了什么病，去医院看医生，却遇到个满脸丧气说话更丧气，或根本就不着调的大夫，让你本来因为生病就不好的情绪雪上加霜，病没看好，反而更堵心了。

倘再遇上个身边跟着两三个实习医生，尤其其中还有女学生的“男主任专家”，说话倒不一定丧气，却故意在学生面前跟你玩儿潇洒，装幽默，用句天津的土话说稀不溜丢，一点儿正经没有，让您说，这种“主任专家”如果真遇上个脾气大又正让病痛折磨得心烦意乱的患者，实在忍不住了上去给他一下子，这他冤吗？

我还真遇上过这么一位所谓的主任专家，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他说，您今天真走运，这是遇上我了，要赶上个浑的愣的，您这儿今天就又得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了；

但今天在医院，只要一有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冲突，就一概说成是“伤医事件”。

其实有的关于“伤医事件”的报道，如果仔细看一看视频录像，就不难看出端倪；

我总在想，为什么就没有过一次“伤患事件”呢？

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汇？

话题好像扯远了。

其实也不远。

教师也如此。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关于我老师的事，其中历数了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所有老师，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让我念念不忘的老师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不能说不好，也好，如果放到今天的话语系统中说，应该也都是“燃烧的蜡烛”，就算烧成“洋蜡头儿”了也还是蜡烛。

但倘若换个角度矫情矫情，很多“洋蜡头儿”就有些可疑了。

当年不教文化课，只有“辅导员”名分的就不说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正经老师。

就说教文化课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比如初中，我是1973年毕业，那是个什么年代，教师的情状不言而喻；

曾经有一年的教师节，我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想给一个初中时的老师打个电话，过节了么，又是教师节，问候他一下。

但时过境迁，好容易找到我当年初中母校的电话，一拨过去才知道，现在已是一所外资学校。

后来几经辗转才找到这个老师的下落，他已退休，学校又显然不想告诉我他的电话。

我只好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没过多长时间，这老师的电话打过来了。

这竟然是一次既乏味又莫名其妙的通话。

我这个老师一上来先告诉我，他刚从英国回来，他的孩子眼下在英国那边混得如何有颜色，如何得到英国人的赏识，接着又跟我大谈英国的各方面如何好，如何发达，如何先进。

我当时越听越糊涂，不知跟他说得好好儿的，这个弯儿怎么一下就让他拐到英国去了。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才不得不打断他，对他说，我今天电话您，是想跟您说中国的事儿，今天是中国的教师节，所以想问候您一下。

他听了稍稍一愣，似乎没听懂，或没反应过来。

我当时立刻断定，至少在这一年的教师节，我这个问候电话对他来说是第一个。

然后，他才字斟句酌地对我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接着又感叹一声，现在就是这样啊，人走茶凉，年前为一个老同学的孙子办上学的事，费了半天劲最后也没办成。

我一听这话越说越没溜儿了，赶紧告诉他，我女儿已经工作了，她还没生孩子，就是生了，这孩子也不可能一出来就上初中。

我本来还想说，在您的有生之年，我恐怕没有上学之类的事再求您了。

但这后半句话在嘴里转了转，还是没说出来。

我本来已经后悔了，挺心疼教师节这一天的时间，用句天津的土话说，不光正经事没干，还一点儿正格的没有，净打八岔了。 

但撂了电话再想，又觉得挺值。

只因为这一个电话，我把当年上初中时的很多事都想起来了，如同进入了一条时空隧道，乌云滚滚，光怪陆离，一下子翻腾着扑面而来。

也就从这一年的教师节，我开始关注这个有些独特的节日了。

每到这天，我在听到一片歌颂、赞美的声音同时，总希望听到另一种声音，提醒我们的老师们，在全社会都尊重这个职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能尊重，真把“教师”这个称号当成自己的眼睛一样地小心爱护，不让它沾染一丝一毫的灰尘——就如同护士节，也提醒我们的护士一样。

但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每到这个节日，也就成了老师们最幸福的一天，有的初中尤其小学，甚至包括幼儿园的老师，在收获歌颂和赞美的同时，还会收获一大堆价值不菲的礼物。

写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个契机。

我相信别的作家也一样。

写这篇小说的契机，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    

一次和一位杂志的编辑通电话，她当时正编我的一篇稿子。    

她无意中说，编您的小说很省事，文字很干净，几乎不用动，不过（她在电话里笑了一下），改的都是您习惯用的错别字。    

这个电话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位编辑说的话。    

她的头半句显然是夸我的，我倒没入心，入心的是这后半句。    

我这时才意识到，敢情我这些年一直有很多习惯性的错别字。    

我在大学读的是数学，数学系的老师当然不会给我纠正错别字，也没这义务，他们只要保证自己别写错字就行了。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强迫心理，再写小说时，稍微拿不准的字就要停下来反复查，直到确定无疑了还是不太放心。    

这一下也才发现，我这些年竟然真有很多早已用习惯的错别字。    

这时再回想，甚至哪个错别字，当年是哪个老师，在哪篇文章里教的，有的还能回想起来。    

这事儿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再后来我还特意写过一篇文章，把我的这些已经用惯的错别字一个一个地数落了一遍，也算是对我这些年来的责任编辑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宽容和给我留的面子，表示歉意和谢意。

而这篇文章，再后来也就成为写这部小说的契机。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一位姓尹的老师。    

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尹敬怡，是不是这几个字，已经不得而知。    

尹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我从3岁进幼儿园，直到7岁毕业，一直是在她的班里。    

记忆中她的样子很清晰，当时应该30多岁，平时戴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度数不太深，看书时则换成另一副浅色的，很文静。    

我当时去的是一个寄宿幼儿园，每到夜里，别的老师值班时，不知为什么，不准小朋友起来尿尿，大概是担心夜里冻感冒了，麻烦。    

于是很多小朋友就只好尿在床上。    

第二天天亮时，老师一边晒被褥，一边凶神恶煞地训斥这些小朋友。    

如此一来，很多小朋友到夜里就不敢再睡，只好咬牙憋着，甚至憋得第二天都尿不出尿了。    

而每到尹老师值班，是我们最幸福的夜晚。    

她总是先把灯拉得低低的，再罩上一张纸，然后坐在灯下，捧着一本书看。    

小朋友们则可以随意起来，去尽情地尿尿。    

也正因如此，每到尹老师值夜班，对于我们就如同是节日。    

所以，直到现在，我每当尿尿时，还经常会想起那淡灰色的，却又非常柔和的灯光。    

那时，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老师都是尹老师这样。    

幸运的是，后来虽喜忧参半，但也确实遇到过。

王松，男，祖籍北京，现居天津。曾去农村插队。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1982年本科毕业。曾当过教师、编辑、电视导演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以写小说为主，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另出版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及个人作品集数十种。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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