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年间的西北是胡汉各族聚集之地，西北起家的李轨和薛举出身类似（都是土豪出身），手下也都有大量的胡人。

这两个人作风完全相反，薛举和他的儿子更加穷兵黩武，而李轨却更喜欢文治。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薛举父子以残暴著称，众多胡人小弟依然以他们的名义起兵反抗唐朝的统治；

而仁义的李轨（李轨真的拿自家钱粮周济百姓，当然了结果是然并卵）却被胡人部下出卖送给了李渊。

这个问题和民族等问题无关（虽然出卖李轨的河西安家很难让人不引发联想，安禄山就是他们家的拖油瓶后人），而是和这两个人的权力基础有着很大关系。

李轨和薛举都是顶级土豪出身，但两个人的胡人支持者却出身截然不同，李轨的胡人部下都是有钱人出身，而薛举的胡人粉丝都是苦大仇深的胡人牧奴。

薛举散尽家财领着兰州乡党们吸收了众多牧奴，此后又一再招纳农民起义军，因此不少人甚至把他的队伍工作是农民起义军。

薛举的部下对关陇世家有很高的仇恨值，在薛举家族被李渊家族鏖战时，牧奴出身的张贵等人作战十分积极。

李世民也看出了薛举部下的不同之处，对薛举的出身牧奴的将领采取了少有的屠杀政策。

李世民“以仁杲归于京师，及其首帅数十人皆斩之”，（这是薛举传记中记录，李世民的传记中就避讳了这一点）“扑杀仵士政于殿庭。

以张贵尤淫暴，腰斩之”，《大唐创业起居注》甚至还用“西土游魂，泰山肆毒。

赫斯授律，咸俘丑类。

岐陇齐筑京观，汧渭为之不流”来形容李世民对牧奴的屠杀。

李世民对宗罗睺、翟长孙等汉人出身的将领则采取了拉拢政策。

历史证明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没有原由，薛举薛仁杲父子死后牧奴依旧打着薛举的旗号造反，旁企地、钟具仇等人又领兵反叛，让唐朝头大。

李渊就很后悔杀人少了，认为“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

而李轨的胡人部下却是粟特商人土豪居多，在薛举大举起兵后四个月，众多胡人土豪就公推李轨为领袖对抗薛举。

因此在李轨集团内部形成了以梁硕为首的汉人派，和以安修仁为首的胡人派。

梁硕是李轨的谋主，安修仁因为有钱这种钞能力充当了李轨政权的户部尚书。

梁硕对李轨信任胡人非常担心，他多次力劝李轨，这激怒了安修仁，两人因此成了死对头。

梁硕还得罪了李轨的的儿子，被安修仁借此拉下马，李轨最后让梁硕服毒而死。

梁硕死后胡人派势力愈发庞大，仅仅在中枢就有几十名高官，控制了李轨集团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安修仁的兄弟安兴贵就在长安居住，他们后来认定，李轨反抗唐朝毫无胜算，安修仁主动出卖了李轨，把他当做大礼包送给了李渊，换取了自己家族在唐朝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安史之乱后改姓为李）。

薛举和李轨选择的胡人部下阶层出身不同，所作所为自然就截然不同，这和民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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